中国的宫殿建筑从夏代“朝”、“寝”寓于一栋建筑之中的“世室”，经过殷商的“朝”、“寝”分离，发展到周代，无论是“朝”还是“寝”都已形成一个组群。不仅宫殿规模扩大，而且建筑体形和空间组织也都更加繁复。西周是奴隶制王朝的鼎盛时期，礼制已相当健全，宫殿同样也予以制度化、规范化。归纳起来，整个宫城有所谓“三朝”、“五门”、“三寝”或“六寝”、“六宫”的内容。周代宫廷建筑的“前朝后寝”已经比较复杂。“前朝”可分三部分，即所谓“三朝”-“外朝”、“治朝”、“燕（也就是‘宴’）朝”。这就是《周礼》说的：“天子、诸侯皆三朝”。外朝就是后来所说的“前殿”或“正殿”，周天子的宫廷前殿是“明堂”。它是举行新君登基、凯旋献俘等重大典礼、重要议事及狱讼使用的殿堂，殿前有“大廷（庭）”。

治朝和燕朝都属于内朝。治朝是国君日常和大臣们治事的地方，所以也称为“日朝”或“常朝”。燕朝是“前朝”最后一组宫殿，它用于举行册命和喜庆典礼以及国君与近臣、宗族议事或宴饮等聚会，也用于平时听政及礼宾活动。

燕朝之后，就是“后寝”部分了。《公羊传》说：“天子、诸侯皆三寝：一曰高寝，二曰路寝，三曰小寝。”古籍或说为“六寝”：一种解释说“路寝一，燕寝六”；另一说为“路寝一，燕寝五”。“六寝”之后为“六宫”。路寝是国君的“大寝”或者说是“正寝”。《礼记·玉藻》说：“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它的功能是国君退朝后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之用；基本形制也是“前堂后室”，并有许多旁（厢）、夹之类以及其他饮食供应等附属建筑，不过是以台榭式宫殿为主的一组复杂的建筑组合体就是了。其他的各“寝”和各“宫”，也都是相对独立的建筑组合体，这些都是后、嫔等人的住处。

宫殿位于都城的中轴线上，从南到北为“天子五门”、“诸侯三门”。天子五门是：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诸侯三门是：库门、雉门、路门。

周代所奠定的“三朝五门”、“六寝六宫”的宫城制度，成为后世宫殿的基本布局。此后历代的宫殿都是参照这一基本布局，再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变通规划而设计的。

约在公元前年，周文王姬昌由周原迁至今西安沣水西岸，建造城邑，命名为“丰”，作为国都，建立了周王朝，就是后人所说的“西周”。公元前年，武王姬发在沣水东岸建新都“镐”。丰、镐二京的王城和宫殿遗址，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发现，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带却不断发现夯土台基残迹。史籍记载，周王宫廷前殿叫做“明堂”，是“台榭”形制。周人早在周原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制造和使用屋瓦了。所以周王朝建国之初的丰、镐两京宫殿，都是瓦屋顶。沣水两岸原来周王城址一带，曾出土周瓦，从而证实了这一点。

周明堂是殷商台榭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明堂这座高台建筑（台榭）由于采用了瓦屋顶，要比殷商茅茨屋面的台榭高级得多了。西周时期业已成熟的明堂平面是方形，以夯土台为核心，四周依台建有堂、室，台顶上再建一个大殿，叫做“太室”。古时“太”、“大”是一个字，读做dái。中央土台叫做“墉”，当时的象形文字画成前面所提到的图形：中央一个方块表示夯土台，四周有屋顶符号表示周围有屋檐。到目前为止，考古虽还没有发现周代明堂的遗址，但从间接的考古材料和后来文献的追记，我们对周明堂形制仍可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西汉时崇尚儒术，朝廷曾多次议论按照“先王”制度建立明堂的事。西汉末王莽执政期间，又以朝廷名义组织鸿儒重臣专门研究考据周代明堂，并把最后批准的明堂复原设计方案在国都长安南郊建了起来。这座明堂比后来东汉时期在首都洛阳南郊建设的明堂，以及唐代武则天当上“大周皇帝”以后在东都洛阳宫城中轴线上建起来的并加以创新的明堂，都更接近周王明堂的原状。这里扼要地介绍一下西汉王莽时在长安所建的明堂，作为了解西周明堂的参考。

西汉长安的明堂体现了周明堂的基本特点，并加上圜（音huán）水，而赋予了“辟雍”的内容。具体形制是：中间为方形夯土核心——墉；四面各建有“前堂后室”。南面的堂日照时间最长、最明亮，所以被称为“明堂”，也就成了这座宫殿的总称。北面背阴的堂光线较暗，叫做“玄堂”；东、西堂也各有名称。四面堂的后部共有四室，台上建主体的“太（大）室”，一共是五室；另外还有“旁”、“夹”之类的附属房间。

明堂平面像一个乌龟的腹甲，呈“亞”字形。龟甲是殷、周时代所崇拜的东西，因此当时对“亞”字有神秘感。汉儒解释周明堂“亞”字形平面，是代表四方和中央，又代表四季和五行（木、火、土、金、水）。又说周明堂方台上的大室是圆形的，借以体现“天圆地方”。周天子与天地相通，代表天地神明在明堂里布政和教化臣民。所以说这座建筑是十分神圣的、充满哲学意味的和经典的不朽之作。三千多年来，历史上各代都有专门从事明堂研究的学者，直到今天，更有世界各国的学者为之钻研不懈，甚至献出毕生的精力。

公元前年，周平王将国都由关中东迁洛阳，从而进入历史上所说的“东周”时期。此时，周王的朝廷势力日渐衰微，各诸侯的势力日益壮大，往往不受国王的约束、不按礼制的规定行事，甚至以独立王国自居，称王称霸。诸侯们为发展自己的势力，互相征伐，战争连年不断。东周前期，因孔子著有史书《春秋》，所以后人把这个时期叫做“春秋时期”；后半期，列国兼并战争剧烈，所以《史记》以周元王元年（公元前年）开始，称为“战国时期”。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诸侯国共有多个，其中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郑、宋、卫、陈、蔡、吴、越等。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结果，许多小国不存在了，原来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数量减少很多。当时最为强大的诸侯纷纷称“王”，最强盛的“王国”有秦、楚、韩、赵、魏、燕、齐七国，这便是历史上所称的“战国七雄”。

西周时期的城市是为周天子和诸侯服务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都筑有防御城池。城中的手工业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商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城市规模都比较小。为经济生活服务的城市，是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而出现的。这时城市日趋繁荣，规模日益扩大。各国的都城建设发展更快，当然首先是宫殿的建设。东周列国的统治者互相攀比、追逐享乐，以“高台榭、美宫室，以鸣得意”。晋灵公造九层之台，工程浩大，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可是三年还没有完工。楚国所筑章华台也是很高的，建好以后，楚王登台，中途休息了三次才到达台顶的宫殿。吴王夫差造了三百丈高的姑苏台，上有馆娃宫、春宵宫、海灵馆，层层廊庑环绕，壮丽非凡。台榭越建越高大，以至魏襄王妄想建造一座高达“天高之半”的“中天台”。

东周列国的台榭式宫殿遗址，现在还有一部分被保存了下来。它们已经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土丘了，主要的有：①河北省易县燕国“下都”城址内，遗存有大、小高台遗址三十多处，分别称为“武阳台”、“老姥台”、“路家台”等。武阳台位于内城北部中央，土丘现状为～米见方，残高约10米。老姥台在武阳台北，长95米。②河北省邯郸市的赵国国都邯郸城址内，还保留有遗址十多处。古城中轴线上有四个土台，南北排列，南面的台最大，长米、宽米、残高13.8米。③山东省临淄市的齐国首都临淄城址内，中部偏西有“桓公台”，东西65米、南北72米、残高约16米。④山西侯马市晋国都城遗址中，也残存高台官殿遗迹6～7处。⑤陕西省咸阳市秦时称为“北坂”的北塬上，遗存许多战国时期的咸阳宫台榭邊址。⑥河北省平山县有中山国王陵台榭式享堂遗址（已发掘），并进行了科学复原）。⑦河南省辉县固围村有魏国王陵并列三座台榭式享堂遗址（已发掘）。除去以上的“高台榭”之外，也还有“美宫室”遗存。

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列为诸侯，于德公元年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建造都城——雍。经考古探查，城为不规则方形，已探出的西垣长约米，从南垣东南隅残段判断，南垣长约米。同时探得宫殿建筑遗址数处，其中考古发掘编号为“马家庄3号建筑遗址”最大，也最完整。

这一遗址偏居都城西部，距西城垣仅多米。其西侧多米处有姚家岗（当地俗呼“二殿台”）高级建筑遗址，在此岗的东南部分曾先后发现三窖64件官殿铜饰件——金釭，可知这一带的建筑为王室宫殿规格。其东米有马家庄1号址，其中有许多祭祀遗迹，而被推断为宗庙。马家庄3号遗址与楚都中轴线上的官殿群相比较，规模要小得多，显然它不是主要的宫殿。秦是“春秋五霸”之一，其官殿之豪奢是有名的，当年戎使由余看雍城宫殿惊叹不已，其主要宫殿应与楚国相媲美。

马家庄3号遗址显示共有五进庭院，中轴对称，方向为北偏东28°，即朝向西南——自古所推崇的“昃”位。它提供了用宫垣而不是廊庑环绕的庭院例证。整组宫殿建筑地段夯筑高起，自南门前照壁至后宫墙，纵长约.5米。

秦国宫殿大量采用青铜装饰，是非常豪华的。其早期国都雍城遗址，先后发现了64件窖藏青铜构件和饰件，使我们得以借助它管窥到当年秦国宫殿室内装饰的一斑。

大约在西周晚期，宫殿的木骨版筑墙内的柱子已开始显露在室内壁面上，一定距离有一根壁柱，一种新式的墙体就这样产生了。木骨版筑墙的建造情况是，先在墙基槽内栽立一排圆柱，然后两侧架设模板夯筑墙体，这样就把柱子全都包在夯土墙内了。筑好的木骨版筑墙，是看不到柱子的。施工中墙体内的木柱有的栽立贴近模板，夯筑后拆模板便看到了这根柱子。这一启示，终于形成有意设立壁柱的做法：先夯打墙体（因为墙体内没有柱子，所以施工方便得多了），墙体夯好以后，再于壁面上每隔一定距离铲出一道竖槽，在槽内立上方柱。进一步，在一根根壁柱之间，再用横木连起来。横木很像腰带，所以叫做“壁带”。如果室内外墙面都设壁柱、壁带的木构护栏，则墙的整体受力情况就更安全稳定了。

西周宫殿木构件的交接处，应用青铜构件加固；到东周时期，木结构的发展，无需再用金属加固，有的金属件仍然使用但变成了一种装饰，“金釭”就是其一。“釭”是一种箍，铜箍就叫“金釭”。金釭原是壁柱、壁带交接处加固的构件，到春秋时期，秦宫所用的金釭已基本上蜕变为装饰物了；其中小型的门、窗釭，还具备构造功能，是一种构件。所发现的这些青铜铸造的金釭，大件的用于壁柱、壁带上，可分为内转角、外转角、尽端（单向齿式）和中段（双向齿式）四个类型。它们预先套在壁柱、壁带上，然后嵌入墙壁。各种类型的金釭，安装在室内各得其所。白墙衬托的朱红色壁柱和壁带上点缀着有蟠螭纹浮雕的金光灿灿的金釭，效果是十分华丽的。

东周时期各国宫殿都大量应用青铜装饰，燕下都遗址曾发现件残破的“条状、块状铜块”建筑铜件，可以设想其装饰的豪华情况。当时不独秦国，中原及东方、南方各国的宫殿也同样是金碧辉煌的。

陕西省咸阳市东郊秦都咸阳城址“北坂”一带米见方的范围内，发现五座相互联系、大小不等的高台宫观遗址。其中1号宫殿遗址保存较好，经发掘后，已作了科学复原。

咸阳宫1号宫殿遗址约为战国时期建筑，它建在咸阳北部黄土阶地即所谓“北坂”、“北陵”或“北塬”上。以牛羊沟为中轴，东西两组高台宫殿相对峙，中间跨沟以“飞阁复道”相连。牛羊沟是秦时就有的一条上塬的坡道，同时也是雨水泄洪的涧沟。考古发掘的是沟西的一半，据遗址复原的情况是：夯土台略呈L形，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约45米、高约6米。台周围有2.5米宽的檐廊；靠台南北都有许多卧室并有浴室。文献记载这些宫殿都是“钟鼎、美女充之”（《史记·秦本纪》），遗址并伴出有妇女用的陶纺轮，完全证实了这些房间为宫嫔住处。台上是主体殿堂，有供秦王起居宴乐之用的堂、室。堂中央有“都柱”，室内有取暖壁炉。其西侧有浴室等附属房间；北、东侧也有厅堂之类。

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王和王后的陵墓及墓上享堂遗址中，出土有当时这座陵园的规划图——金银嵌错的铜版《兆域图》。周代天子和诸侯在其生前就有专职官员为他们作陵墓的规划设计，并经他们本人亲自审定。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这件公元前3世纪制作的中山国王室《兆域图》，不但在中国建筑史上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是罕见的珍贵史料。中山王、后陵墓及《兆域图》所表示的陵园规划及享堂形制，和与此同时的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王室陵墓及享堂基本相同，但比魏王室陵墓规模要大许多。

在考古发掘中仅发现中山国王及哀后两座墓葬。当时哀后先死，按照《兆域图》规划位置埋葬了哀后，并在她的墓上建了享堂。王死后，又按规划位置埋葬了王，并建享堂。此后，公元前年，中山国被赵国所灭，所以规划图中的“后”、“嫔”、“夫人”的墓葬和享堂就没有再建。按照《兆域图》的规划，陵上一列五座享堂，王和王后、哀后三座享堂一般大，王堂居中，两旁是较小的嫔和夫人的墓及其享堂。

王堂与哀后堂形制相同，都是在1.3米高、52米见方的台基上筑起两层大台（墉），上下两层大台的四周建有防雨回廊。底层大台为44米见方、高5.25米，回廊进深3米，每面15间，通面阔50米。第二层大台为3.2米见方，回廊如一层。第二层台顶上建大室——享堂，整体外观看起来像是一座“金”字塔形的三层楼阁。

屋盖是建筑的冠冕，中国建筑历来重视屋盖的处理，特别是宫殿建筑。早在殷商时代，茅草屋盖的宫殿就用木雕彩绘的略如雉堞的齿饰起脊，使它看起来既棱角锋利、挺拔，又华贵富丽。这可从当时的屋型铜器盖上领略到它的造型。有趣的是，战国时期燕下都的宫殿，有着类似的装饰。燕国宫殿的瓦屋盖的屋脊，则是用陶制的装饰件，它和中山国王陵上享堂屋盖竖立瓦钉的意匠相同。这样装饰起来的屋盖，更是富丽堂皇，很有特色。

奴隶创造历史，奴隶们世世代代地无偿劳动，创造了奴隶制时代辉煌的文明。雄伟的宫殿、庄严的庙堂、整齐的城市，无一不凝结着奴隶的智慧和血泪。奴隶制时代的建筑，通过其社会性（阶级占有）反映了奴隶主贵族们的铺张排场、挥霍享乐的使用要求，而更为重要的是，同时表现了奴隶们劳动创造所取得的建筑科学技术成就。

在殷商成就的基础上，周代宫殿无论在工程技术方面，还是在建筑艺术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

母系氏族中、晚期的住房，平面方、圆的误差有的很小，是徒手放线所不能达到的，从大地湾遗址出土原始水平仪可以证明原始社会时期已发明简易的测量器具。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高大宫殿的修建，要求有必备的营造工具。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考工记》记载当时的营造工艺时指出：“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战国时期的典籍并有“直以绳”（《墨子·法仪》）或“直者应绳”（《庄子·马蹄》）的记载。在建筑施工中，正是由于应用了这些测量工具，才使得高大的宫殿群在体形组合上得以保持端正的几何关系；梁、枋、榫、卯才得以吻合无误。

规——画圆用规。一条绳索（木工所用较短，土工所用较长）一端系有锥，可固定以为圆心；另一端执以放线。古画像中，发现有女娲即手执此物；稍晚（至迟在汉）木工所用已作二脚规，汉画像中女娲多执此物。

矩——作方用矩。三根木杆相交构成，两根长杆呈直角，另一根短杆斜向固定。木工所用者小，土工所用者大（即后世所谓的“曲尺”或“方尺”）。汉画中伏羲即手执此物。

县（悬）——观测垂直用悬。一段系有重物的线，用时以手引线，重物自然下垂，用以测定垂直，即后世所谓“垂线”或“线坠”。

水——抄平用水。建筑地段抄平时，挖长沟灌水即可知道地段的高低。后来创造了一种器具，即所谓“平水”，也就是水平尺、水平仪的雏形。其形为一平底的长条木槽（大地湾遗址出土0年前的陶槽平水，长约30厘米），用时内盛以水，置于测量的地段或部件上，观察槽内的水平线即可取平。

绳——画直线用绳。土工所用就是一条绳索，拉紧即可据以画出直线。后世瓦工用红土子荷包，使小线穿过颜色即可弹出直线。木工所用者，后世称“墨斗”，即使小线通过一盛墨的木斗，以染墨弹线。

奴隶制时期的建筑日趋复杂，在施工中，逐渐形成专业的分工。在车辆和家具、器物的制造中，早已出现专业化的木工。由于建筑工程的发展，这一时期又形成了建筑工程的专业木工。鲁班（公输班）就是奴隶制晚期的一位著名的建筑木工。建筑工匠中木工的专业化，意味着土工的专业化，即专门掌握版筑和泥水工程技术，也成为一个专业的工种。建筑装修的发展，又促成了彩绘和雕刻的专业化。战国文献所记“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墨子》），是奴隶制初期就已经形成的情况。建筑工程的专业分工，加速了建筑的发展，并使建筑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早在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就发现了版筑墙遗迹。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夏遗址更发现了木骨版筑墙遗迹。“尸乡”及郑州商城宫殿继续应用木骨版筑墙；郑州宫殿遗址并发现版筑的墉残迹。周原凤雏先周邦君宫廷建筑遗址全部采用有木柱（圆截面）加固的版筑墙体，重要的是，有的木柱已显露在壁面，表示出木骨版筑墙向壁柱版筑墙的过渡。周代民歌《诗·大雅·绵》首次记录了版筑工艺和程序。先秦文献并说明了模具的标准化：周代每层夯土厚约为5～7厘米，若干层夯土为一“版”，五版为一“堵”。

龙山文化晚期发明的土墼和泥坯，这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商代葉城建筑遗址曾发现很好的土墼（或泥坯）砌体。所谓“墼”，即预制夯土块，其制作是在小木框内填土夯实，拆框就是一块土墼。泥坯是用掺草或农作物茎叶的泥土制作的砌块。安阳小屯殷墟发现土墼残块；周原所见为泥坯。土墼的强度远较泥坯为大，一经火烧，坚硬如石。墼和坯的型，预示着砖的产生为期不远了。

商、周的政治、军事势力向南已达到长江、珠江流域和西南地区，在经济、文化上随之也发生了不断的联系。如果说～0年前氏族社会晚期“神农氏衰，诸侯相侵犯”（《史记》）为第一次地区文化大交流的话，则商、周时期大约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更大范围的文化大融合，尽管它是初步和肤浅的，但是就建筑的发展来讲，却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干阑式建筑和穿斗式木结构技术，对中原木结构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目前已经知道，奴隶制时代中原地区的木结构是有很大发展的，宫殿木结构已有精细的加工，例如天子宫殿的椽木使用砻石打磨光滑，等等。这一发展最重要的表现是在承檐结构和屋架的变革方面。

商、周大型宫殿都作加大出檐或加防雨披檐（后世重檐的原形）的处理。屋盖如无专设的承檐结构，出檐不会太大，微风飘雨也不足以遮挡。这样，土阶极易坍塌；对于栽柱来说，檐柱脚也极易受潮腐朽，接触地面的一段日渐腐朽剥落，柱径减小，遇有水平推力就会折断。因此，承檐结构对于高大堂殿来说，是十分必要的。高大的殿堂要求承檐技术的发展，而承檐技术的发展，则是促进殿堂大木结构发展的一个关键。屋盖之所以重檐，斗栱之所以产生，屋面之所以凹曲，莫不与承檐技术的发展有关。

最原始的承檐结构是采取落地支承的方式，即后世所称的“擎檐柱”。擎檐柱最早见于0～0年前的洛阳王湾和湖北红花套氏族晚期住房遗址。这时，在木骨泥墙或笆抹泥墙的外围所立的擎檐柱，用料和间距还都不规整。发展至夏代，二里头宫殿所用擎檐柱用料已是相当规格化的了，布置也有一定的规律。商代“尸乡”宫殿的擎檐柱和夏代相同。晚期小屯殷墟宫殿擎檐柱已见减少，其布置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殷墟晚期，为防止擎檐柱腐朽，已改为明础，不再栽埋。进一步发展，为减少雨淋，擎檐柱脚退向檐柱——演变为斜撑。斜撑变短、变弯（采用自然曲木），遂形成古文所谓的“栾”，也就是后世插栱（丁头栱）的雏形。栾上升到檐柱头，即成为向前出跳的“翘”或“栱”了。西周或春秋时期，大约已完成了向栾的转化。《诗经·小雅·斯干》描写西周宫殿屋檐伸展像飞鸟的翅膀一样——“如翼斯飞”，可能时值擎檐柱改进为斜撑或栾不久，因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歌颂。

氏族社会时期的大叉手屋架，开始没有水平的拉杆，由于墐涂屋面荷载过重，常因水平推力而使墙体外倾。晚期可能有所改进，增加了拉杆——联系梁。奴隶制时代的宫殿更加高大，联系梁更成为必不可少的构件。周代的宫殿不但各柱之间都已用横梁拉住，整体构成了框，而且由于建筑跨度加大，大叉手屋架不能满足稳定性的要求，遂在联系梁上设立短柱以加固顶部节点的支承。这种短柱，当时称为“棁”。税的出现，使联系梁转变为承重梁，大叉手屋架亦随之迈开了向抬梁式屋架过渡的第一步。进而大梁（古称“杗廇”）之上承税，税上置栌以承二梁，这便初步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抬梁的结构方式。

奴隶制度的初期，继承原始社会的遗产，建筑材料方面仍使用土、木、沙、石等天然产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营造技术的提高，宫廷建筑工程中开始使用一些人工材料制作建筑构件。周代除了继续应用铜构件、饰件以及陶制的水管和烧制的石灰外，还发展了屋瓦。

夏、商两代宫殿的屋面都铺设茅草，这一做法古称“茅茨”。茅茨屋面质轻，保温、隔热性能好，檐部铺设或修剪整齐，也是很美观的；但其排水较差，而且需要年年维修。随着奴隶制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统治阶级对建筑质量和审美享受的要求不断高涨，屋面有新的变革。殷晚期周人已开始用瓦，周原建筑遗址，是现在所知采用屋瓦最早的实例。从遗址看，瓦的数量较少，形制也较原始，推测只用于茅茨或灰背屋面的重点部位。瓦形已有仰瓦和俯瓦两种，瓦的凹面或凸面均分别设有陶桩、椎或陶环。大头陶桩与陶环一样是供系绳索使用的，这说明瓦的铺设，是扎结于茅茨或椽木上，而并非被黏结。另有桩形和椎形瓦钉，显然是为了便于插入泥背，这是晚期沙子灰抹面的灰背顶所用的。

周原扶风县召陈村的西周初至中期遗址，屋瓦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已出现了如后世所见的筒瓦和版瓦，说明铺瓦已采用泥土黏结，而且屋面坡度已经减小。其中一种小筒瓦制作细致，表面并刻有纹饰，是一种新的类型。这种装饰性筒瓦，到战国时期由于高台建筑和楼阁的盛行，屋盖高下参差，开拓了它被居高临下观赏的视野，因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青铜材料的构件和装饰件，在东周时有很大发展。汉时称为“金釭”的建筑装饰，实物首次发现于春秋秦国雍城遗址的窖藏。从秦代金釭形制判断，釭的出现可能在西周时代。釭原是加固木构节点的构件，发展至春秋时期，已蜕变为壁柱、壁带及门窗上的装饰品。

春秋秦釭，用于壁柱、壁带上的类型主要有尽端型、中段型、外转角型、内转角型几种。它是在安装金釭的部位缠帛或加木楔加以固定；其安装部位除壁柱、壁带的交接处及中段外，还用于门窗上转角处，这就是后世“看叶”的雏形。

青铜的使用，除金釭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宫殿还大量使用青铜包镶柱子，荆轲刺秦王时，匕首就投在铜柱上。考古还发现许多战国时期的铜斗栱、铜门楣、铜门环铺首、铜铰链、帷帘和壁衣所用的铜环、铜钩等以及其他铜装饰物。

这时已基本奠定了中国古典建筑装饰方式和处理匠意的基础。首先是色彩装饰。建筑色彩的处理，夏、商、周的宫殿各有不同的爱好，《礼记·檀弓》载：“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这一习惯的形成和当时所掌握的涂料有关。奴隶制时代的建筑形制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建筑装饰上也是等级森严的。实际上，只有统治阶级的宫殿才谈得上装饰，为表示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秩序，西周时期对此已作了礼制规定。在色彩的处理上，例如木构设色，据《礼记》载：“楹（檐柱）：天子丹（朱红），诸侯黝（黑），大夫苍（青灰），士黈（音tǒu，黄灰）”。墙面、地面色彩，一般内部墙面作白色粉刷，是所谓“垩”，文献记载是用“蜃灰”——贝介类烧制而成，内含类似石灰的一种钙盐。周天子宫室地面敷朱红涂料（可能以血掺和朱砂），称为“丹地”。

再就是壁画。《墨子》记载殷人“宫墙文（纹）画”，已经考古材料所证实——安阳小屯殷墟已发现壁画残片。实际上，早在原始氏族社会晚期即已创始了壁画的装饰方式，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已提供了例证，周时有更大的发展，东周时秦咸阳北坂宫殿遗址已见到壁画；屈原《离骚》中描写了楚国庙堂的壁画，有神怪等题材，画面表现也十分富丽。

雕饰的采用。奴隶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以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奴隶主贵族手中，使他们所享用的建筑空前奢华。建筑上的雕饰，在原始建筑质朴的泥塑（例如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木雕和石雕。青铜工具的使用，为木构件上的装饰处理创造了优越条件。这时在建筑上视野所及的主要部位，诸如门、窗、栏杆、梁、柱之类，多作雕刻并施彩饰。文献记载是“横木龙蛇，立木鸟兽”，这可从东周陵墓出土的家具和乐器架的雕饰情况得到了解。奴隶主的陵墓是模拟生前居住的宫殿修建的，殷墓椁板上的施彩木雕，便是宫殿装饰的写照。安阳出土的椁板雕刻题材，已发现的有虎或饕餮等象征威严的图案，色彩主要为红、白、黑三色。到东周时期木雕更加精致，色彩更加丰富了。

文献记载，周代宫殿椽头饰有玉挡，门、窗、梁、柱之类的木构件也镶嵌有玉、蚌、骨、牙材料的雕饰。周原凤雏建筑遗址的前檐一线，出土大量这类饰件，从而得到了证明。

建筑装饰是一种实用美术，它是在实用构件或设备的功能基础上加以美化而发展起来的。奴隶们在营造宫殿的实践中所积累的种种建筑装饰经验，为建筑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建筑艺术方面的成就，主要是继承表现结构、美化结构的优秀传统，处理部件、构件的造型；其次是结合保护与加固土、木材料，而附加美丽的表面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