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琨的人物生平：

刘琨，字越石，东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光禄大夫刘蕃之子。家世显赫，心高气傲。年少成名，工于诗赋，二十四友之一，他与陆机，陆云，潘岳等人降节事人--秘书监贾谧。

心怀雄心壮志：闻鸡起舞：刘琨与祖逖一起担任司州主簿时，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都有着建功立业，成为栋梁之才的远大理想。一次半夜，祖逖听到鸡叫，叫醒刘琨道:此非恶声也。意思是，这是老天在激励我们上进，于是与刘琨到屋外舞剑练武。

善于音律：刘琨善吹胡笳。曾有数万匈奴兵围困晋阳。刘琨见势不妙，如与敌军硬拼，必然兵败城破，于是一面严密防守，一面修书请求援军。过了七天援军还未到，城内粮草不济，兵士恐慌万状。刘琨登上城楼，俯眺城外敌营，冥思苦想对策。忽然他想起四面楚歌的故事，于是下令会吹卷叶胡笳的军士全部到帐下报到，很快组成了一个胡笳乐队，朝着敌营那边吹起了《胡笳五弄》。他们吹得既哀伤、又凄婉，匈奴兵听了军心骚动。半夜时分，再次吹起这支乐曲，匈奴兵怀念家乡，皆泣泪而回。

2.诗风及其人格：

早年：和竹林名士不同，西晋前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士族的心态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极力调和儒道，使“自然”与“名教”相统一。士人一方面从老庄的超然物外思想中寻求精神的自由和超脱，更重要的是用清谈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掩饰精神的空虚，利用老庄的逍遥任诞思想来支持自己的纵欲享乐生活。刘琨早年就受到了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爱好玄谈，“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侍才放纵，生活奢靡，在士族圈子中染上了不少恶习，《晋书》本传说他“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这正是他早期浮华生活的写照。

做官后的刘琨与当时的权臣贾谧交往甚频。贾谧是贾后的侄儿，当时任秘书监。晋惠帝在位时，贾后专权，位高权重的贾谧一时成为京师人争相攀附的权贵，当时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等二十四位文士“都以文才降节事谧，刘琨兄弟也在其中，号称“二十四友”。可见，颇为当时所许的刘琨自是难逃轻靡诗风的影响。

而在八王之乱、抗击胡兵等一系列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惨痛经历中，刘琨对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唱出了带有建安遗韵的感恨哀歌，从而奠定了刘诗的基本风格。在并州孤独战斗十数年，正如常说的“史家不幸诗家幸”刘琨的诗风有了很大的转变，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纨绔子弟成长为了一个英雄。

凄戾、悲凉、清刚等字眼，是历代评论家对刘琨诗歌的总体概括，其与建安风力相似的诗歌情调，也成了后世评价刘诗上承建安诗歌的有力证据。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慷慨悲凉，雄峻清拔的特点，钟嵘在《诗品》评曰：“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称其“雅壮而多风。”

并州刺史时的爱国之情

刘琨性情直率、为人忠义、光明磊落，作诗亦然。《扶风歌》中既有对于西晋朝廷的忠贞之情，又心怀不满、质疑之意。作者并没有刻意隐藏矛盾的心情，而是一吐为快，虽以李陵自比，但毫无矫饰之嫌。

3.全面认识刘琨，分析他身上还残留着不少剥削阶层的坏习气：

刘琨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史称“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这种“颇浮夸”在西晋承平时代对他早年的辉煌有过很大帮助，但在充斥着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却是为害非浅的。刘琨的重大失败都与其个性浮夸有关。《晋书刘琨传》记载其中一次曰: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琨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河南徐润者，以音律自通，游于贵势，琨甚爱之，署为晋阳令。润恃宠骄恣，干预琨政……刘琨善于怀抚，但是短于控御，名士意气，只能一时聚友，却不适合并肩为战，因此其部队“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

刘琨不善用人，还表现在他不纳良谏，难辨忠奸。河南人徐润因精通音律，刘琨非常喜欢他，就任命他为晋阳县令。但“润恃宠骄恣，干预琨政”，奋威将军令狐盛数次进谏罢免徐润，刘琨不听忠言，反而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杀掉令狐盛，致使令狐盛子令狐泥叛归刘聪。上党、太原二郡郡守叛归刘聪，刘琨实力大损，不得不放弃晋阳根据地。后来刘琨又因为不听良谏，一意孤行深入乐平，中了石勒的埋伏，只好归依鲜卑段匹磾，最终为段所害，身死异域。

其母评价他：“汝不能弘经略，驾豪杰，专欲除胜己以自安，当何以为济，如是，祸必及我。”

随着士族制度的确立，清淡任诞风气的形成，西晋诗风逐渐脱离了建安风骨，更倾向于华丽辞藻和铺张对偶，形成了轻绮华靡的诗风，内容主要是交游唱和拟古乐府诗，更有四言诗，追求庙堂气，缺乏深沉的个人感情和博大的家国情怀。在此环境中青年刘琨混迹“二十四友”，沉迷“金谷”交游，诗歌创作毫无建树。经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后，刘琨才有了与建安诗人和后代的边塞诗人共同的战场经历，他的思想在战争中得到历练和升华，诗风巨变而为悲壮之风，一跃当时轻绮之气，直追建安风骨。

4.结合当时的社会动乱以及作品，分析刘琨对后世的影响（侧重于情感分析）：

坚守晋阳的英雄事迹，为捍卫国家利益、维护国家统一贡献了最后的力量。因此，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使他的诗歌不由自主地涌动着一股玄言诗人欠缺的生命力。他将对国家的忠诚、对朝廷的担忧、对自身处境的悲慨之怀熔入到诗中，凝聚成了一触即发的爆发力。刘琨在诗歌史上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继承了建安风骨的气韵和力量,也不仅在于他刚直悲壮的诗风一扫文坛颓靡平淡之风气，而更重要的在于他慷慨激昂的诗人气质给后代文人留有了无限的影和感动。唐代诗人意气风发，王维的不期先挂剑，长恐后施鞭、高适的黄鹄不可羡，鸡鸣时起予,还有李白的《宣城送刘副使入秦》,无不以刘琨积极进取的精神作为对自己或对他人的一种勉励。唐代诗歌风骨兼备，而与刘琨激昂悲慨的诗歌气质最为相似的当首推盛唐边塞诗派。

事实如此，刘琨的诗歌正是从建安风骨而来，并多得曹植、王粲等人的流绪。其名篇《扶风歌》无论意蕴还是情调都与《白马篇》、《七哀诗》息息相通，如“顾瞻望宫阙”直接来自曹植诗，“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显然出于曹植“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而“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同样化用“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还有“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袭用“寒蝉鸣我侧”等。但是，一定的文辞或者文意借鉴仅仅是表面现象，深味人生的刘琨并没有停留在饾饤语词的沿袭上，而是发诸肺腑、倾吐真情，以沉郁顿挫的强烈情感形成这首诗歌的巨大创造性。

每个时代、许多文士都有失意之时，志士刘琨往往成为他们创作所追摹的精神偶像。同时刘琨作为一个重要的接力棒对后世诗人发生作用，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范式，帮助一个时代建构特定的诗歌风气。

历代不同层面的读者对于刘琨的评价，终凝结为一个最深厚的命题，即爱国。爱国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每当国势倾危之时这一主题总会在诗坛以及社会上大放异彩。历史上的汉代，曾经出现过诸如苏武等对抗匈奴、保持气节的感人壮举，虽然今天看来刘琨经历的同样是民族矛盾和危亡，然而毋庸置疑，最早以深刻、丰满的爱国英雄形象影响后人的志士，应当是刘琨。是刘琨把振衣长想式的文士感伤化为了闻鸡起舞的慷慨义举，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情感完全可以

视为深沉的爱国情怀。奇士刘琨所代表的精神即关心国事、奋发进取、讲究品节、忧患意识。刘琨乃爱国历史长河中一朵真实的水花、文化长廊中一个永久性的经典，这是不容曲解的。结合历代经验，不但国家危亡时刻需要发扬刘琨精神，而且和平年代也需要灌注居安思危的意识，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应当汲取传统精髓，刘琨所代表的爱国情感、浩然正气尤其需要传承和发展。

刘琨就是这样一位在关键时期起到转捩作用的重要人物，他刚健悲慨的诗歌风格、他积极进取的诗人气质，以及不可替代的诗史影响都足以使他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