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陕西扶风上康村西周窖藏

出土青铜器的几个问题*

王晶晶杨洁万晓

（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西安）

摘??要：陕西扶风上康村西周铜器窖藏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分别有器物出土。由于当时历史资料的缺失和复杂的社会背景，使得出土青铜器的信息出现混乱。本文通过对馆藏青铜器全形拓资料的整理，结合已有材料，梳理出该窖藏所出青铜器较为明确和完整的信息，为该窖藏青铜器的深入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关键词：上康村窖藏青铜器全形拓题跋

陕西扶风上康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在清代及民国分别有铜器问世。前者因时间久远，后者因战乱匪患，造成这两批出土器物信息混乱。本文结合现有资料和陕西历史博物馆新整理青铜器全形拓资料，重新梳理陕西扶风上康村西周青铜器窖藏所出器物的信息。

清代扶风上康村西周窖藏所出器物的时间及下落

扶风上康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在清代出土函皇父簋2件、函皇父匜1件。此3件器物最早著录于吴式芬《攈古录》[1]，其中1簋（器盖同铭）与1匜为山东潍县陈氏（陈介褀）藏品，1簋（内刻铭文）为陕西长安孙氏藏品。唐兰先生在《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青铜器图释》[2]（以下简称《陕图》）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这3件器物的出土年代约在清同治年前后，此后的学者在转录此3件铜器资料时，均以唐兰先生此说为准。但是如果仔细查阅吴式芬的生平，不难发现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

吴式芬嘉庆年生，咸丰年卒，历经清嘉道咸三朝，其金石学多成就于道咸时期。《攈古录》中所录1簋和1匜的持有者陈介褀小吴式芬十八岁，二人因金石结缘，其主要交集也在道咸之际。道光十八年（）吴式芬补授江西南昌府遗缺知府，陈介褀有别诗《题襄阳唐志即送吴子苾六兄出守江西》：“一枝讬[tuō]乔木，知择贵良禽。京洛多车马，相从怀好音。一编千载契，同此金石心。君去日千里，悠悠江水深。”，可知二人关系此时已非常密切，后陈介褀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吴式芬次子吴重熹，二人成为儿女亲家。许瀚《攀古小庐杂著》《象山树三篆字跋》注云：“《捃古录》□□□末无年月□，不知何据。”[3]此跋作于咸丰三年十一月二日，可见当时已有《攈古录》书稿。咸丰六年，许瀚助其编撰《攈古录金文》初稿成形。咸丰六年十月吴式芬去世，后其子吴重熹邀请许瀚校订吴遗书，后世所见《攈古录》成书多为光绪年间所刊。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攈古录》以及《攈古录金文》均在吴式芬生前就已成稿，那么陈介褀藏函皇父诸器和长安孙氏藏器都应是其生前就已录入无疑，所以此3件函皇父铜器的出土时间下线应在咸丰三年，甚至很可能为道光所出，而非同治年前后。

那么清代所出的这3件函皇父器现存何处？张天恩《陕西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陕集》）一书中录有：日本奈良天理参考馆藏1件函皇父簋（器盖同铭）、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1件函皇父簋（盖铭伪刻，器有铭）、上海博物馆藏一件函皇父匜[4]。根据历史资料，在扶风上康村青铜器窖藏两次出土的所有函皇父铜器中，仅出有1件青铜匜和1件器盖同铭簋，恰都为清代陈介祺所藏。笔者辗转询问日本奈良天理参考馆函皇父簋的档案信息，该馆明确记录此器原藏陈介褀，但其间的流传经过已无从查询。所以可以判断日本奈良天理参考馆所藏函皇父簋和上海博物馆所藏函皇父匜应属清代陈介褀藏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函皇父簋，《陕集》书中云：此簋器盖同铭，但盖与器“扣合程度较差，锈蚀色泽不一致，盖饰重环纹的走向与器纹相反……，查盖铭字体笔画多较拙劣，还有笔划刻于垫片的现像，故可肯定是早年收藏者另配了周代簋盖并刻伪铭”[5]。根据书中所载的照片资料看，此簋4行36字铭文的第二行是以“尊”字起首，这与其它函皇父带铭簋第二行“器”字起首不同，王国维《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中有：“长安孙氏藏函皇父簋铭“第二行‘尊’字起”的记录[6]。结合以上信息分析，这件流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函皇父簋极有可能就是清代长安孙氏藏品，此簋盖铭应是参照器铭内容伪刻而成的。唯一遗憾的是笔者并没有见到此件簋的器铭资料，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获得器铭资料对以上结论进行进一步研究。

年扶风上康村西周窖藏存世器物的数量和种类梳理

陕西扶风上康村西周窖藏继清代出土3件铜器后，于年再次有大量青铜器问世，发现者将一部分器物拿出寻找买家，同时埋藏了剩余部分，后遭遇匪乱逼抢被杀，所埋之器不知所踪，剩余器物流散于民间。这些流散于民间的器物主要分为伯鲜器组和函皇父器组以及其他单品器物。目前对这一窖藏资料收录较为全面的是张天恩《陕集》一书，共收录伯鲜器10件、函皇父器8件、良季鼎1件、函交仲簠[fǔ]1件。这里10件伯鲜器的资料非常完整，无需赘述。而函皇父器组的数量和种类仍可以进一步商榷。

《陕集》录有函皇父簋4件，分别是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器、《攈古录》中清代长安孙氏藏器、日本奈良天理参考馆藏器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器。前文已对流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函皇父簋与清代长安孙氏所藏的函皇父簋应为同一件器物有所论述，故《陕集》中是将一件青铜簋当成两件器物而重复记录了。

那么历史上扶风上康村窖藏究竟共有几件青铜簋出土呢？现可以明确是4件。清代出土2件，分别为陈介祺和长安孙氏收藏，实物现流藏于日本和美国。年上康村窖藏再次出土了2件函皇父簋。对于此次上康村窖藏器物出土的情况，最早文字记录见藏陕西历史博物馆于右任的函皇父青铜器全形拓六条幅，其中在函皇父鼎2全形拓上（图一），郭沫若的题跋中有记录：“除此鼎外，尚有盘一、簠一、甗[yǎn]一、中形鼎二、小形鼎一、簋二，一有盖有铭，一无盖无铭。又云，同出者尚有二壶，已不知去向矣。”[7]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年出土的2件簋“一有盖有铭，一无盖无铭”。这2件青铜簋后著录于《陕图》和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以下简称《断代》）书中，实物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图二、三），其铭文在盖。

陈梦家在《断代》书中著录的4件函皇父簋即为以上4簋，其指出：“今存簋有器四、盖三共七件，铭文在盖者二，在器者二，此等簋的大小相同，器与盖的配属，尚有问题。”[8]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除了已知的陈介祺所藏的簋为器盖同铭、年所出的簋1件为盖有铭、器无铭和1件无盖无铭这些信息外，陈梦家第一次明确指出了长安孙氏所藏函皇父簋为器有铭、盖无铭的簋，故其有“盖三”和“铭文在盖者二”之说，此结论恰恰佐证了张天恩《陕集》书中提到的那件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函皇父簋（原属长安孙氏藏器）盖铭为伪刻的观点。

根据全形拓资料的题跋内容，年上康村窖藏还出土鼎4、盘1、簠1、甗1、壶2，其中2壶问世后即不见踪迹，其余器物的信息如下：全形拓资料上椎拓有4鼎、1盘、1簠。其中4鼎中的2鼎为函皇父鼎1（图四）及函皇父鼎2，实物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另2鼎的全拓资料为函叔□鼎（图五）和良季鼎（图六）[9]，这两件器物的实物已不知下落，全拓资料的著录仅见于卫聚贤的《函皇父诸器考释》一文[10]。全形拓中所拓的盘为函皇父盘（图七），簠为函交仲簠（图八），此两件器物的实物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题跋中所提到的“甗一”著录于《陕图》一书[11]，是一件重环纹方口袋足甗（图九），此件器物从纹饰风格和时代特征看均与函皇父诸器相同，应属同组器物。

结语

经以上整理，清代及民国时期扶风上康村西周青铜器窖藏除10件伯鲜器外，还出土各类器物14件，除2壶下落不明外，其余12件器物都有了较为清晰的信息。现将目前所知的所有上康村窖藏器物的资料汇于表一，以供参考。

另据《陕图》一书载：根据当时经手窖藏出土器物的人所述，与函皇父器组同窖发现者“凡一百余件，每四五器成一叠，放置窖内，均甚整齐，决非墓葬遗物。”[12]此书认为这批器物极可能是周室东迁时埋藏的。这一观点似可以用来解释此批窖藏器物时代跨度大的现象。

注释：

[1][清]吴式芬编撰：《攈古录》卷三第1页；卷二第26页，清代刻本，电子影印版。

[2]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青铜器图释》第7页，文物出版社，年。

[3][清]许瀚编撰:《攀古小庐杂著》卷十二第19页，清代刻本，电子影印版。

[4]张天恩编：《陕西金文集成》图、、，三秦出版社，年。

[5]张天恩编：《陕西金文集成·宝鸡卷3·扶风》第页，三秦出版社，年。

[6]王国维编撰、罗福颐校补：《三代秦汉两宋金文著录表》第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年。

[7]于右任藏全形拓六条幅，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所拓之青铜器为年扶风上康村西周窖藏所出，全形拓上有于右任、傅斯年、马衡、郭沫若等人题跋。

[8]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页，中华书局，年。

[9]万晓：《良季鼎全形拓辨析》，《文博》年第2期。

[10]卫聚贤：《函皇父诸器考释》，《说文月刊》年二卷三期。

[11]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青铜器图释》图63，文物出版社，年。

[12]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青铜器图释》第21页，文物出版社，年。

文章刊于《文博》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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