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周：您的意见是我们文化的输出应该是自己唱独角戏，不应该是附属的。

　　王：对，而且这种输出是最有亲近感的。我们的文化输出不仅要帮助他们建设文化事业，同时也要向他们介绍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应该要编成通俗易懂的教材让全世界都有所了解。所以我就想，我们面临的探源工程目前告一段落，那么下一步做什么？我是希望加大对文明的宣传。我们花了那么多经费做研究，研究的成果应该让老百姓知道。现在对宣传的重视程度和平衡性、方向性还把握得不够。

　　周：就是说，作为社科院里面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考古所在王所长的带领下已经走出了一个文化输出的前沿阵地。

　　王：是这样。当然我们有有利条件，因为考古是一个可以冲破任何意识形态的领域，非常重要。比如美国，就算有什么“敌对势力”存在，但当我们的文物去展览时，美国人民非常欢迎。当年秦始皇兵马俑在大英博物馆展览，英国首相布朗亲自出席开幕式，并且出现从来没有过的、24小时不闭馆的情况。可见中国的考古文物在国外受欢迎的程度了。

　　周：也就是说在文化软实力的输出上，考古学有它的独特优势。

　　王：对，考古学在增强文化软实力、扩大国际影响力方面确实有独特的作用。当然，我有时候也看到网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唱衰中国”。有些文明比如古埃及文明确实比我们更早。但是，世界上是几大文明并存，我们中华文明有自己的特点，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是要在几大文明中争排名，而是希望让大家认识到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华文明是从远古延续至今，对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产生着重要影响。

　　周：顺着您的话题，中华文明是多民族组成的文化，我们一直是具有包容性的。所以为什么中华文明长盛不衰、多元民族能够融入中华文化里面？中国和欧洲不一样，不是那种一个民族就形成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在这方面，我们的考古学特别是诸如边疆考古这样的领域，又具有维护我们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独特作用。所以请王所长谈谈考古学研究如何为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中华文明作贡献。

　　王：确实是这样。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周边各民族文化之所以最终能够融入到汉民族为主体的文明当中来，那是因为汉文化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就像百川归海，尽管有些河流会波涛汹涌，但最终都得汇到大海中。因为考古学资料比较确凿，而文献记载会出现许多脱漏讹误，所以在文献的纷争中，考古学往往能取得一锤定音的效果。我们做蒙古起源与元代帝陵的研究也是这样的理念。最近几年有一种观点，就是把匈奴作为蒙古族的祖源。其实有大量的文献说明我们的东北一带是蒙古族早期发祥地，但是缺乏考古资料的证明。所以我们想通过考古材料加强这方面的认识。我们最终目的是提供充分的考古材料证明蒙古起源于我们的东北地区，研究成果争取能够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现在来看，蒙古族的起源应该是从森林慢慢发展逐步走向草原、走向世界的。

参观希腊雅典遗址

　　我们考古所90年代后期设立了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我当所长以后把它变成实体的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就是要加强边疆考古的力量。原来我们在内蒙古地区的工作都是史前时期的考古遗址；西藏做过一点，后来中断；新疆也是只有一个点的遗址。最近几年我有意识加大了工作力度，比如在内蒙设置了两个工作方向，一个是蒙元考古、一个是辽代考古；在新疆设了5个点，在中、俄、蒙三国交界我方一侧设一个点，在中哈边境、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也各设一个发掘点。因为这些地区都涉及到国际性的问题，比如说安德罗诺文化及其石板墓的分布、拜火教的起源、乌孙、塞人和月氏的迁徙等。以前我们多在诸如吐鲁番这样的地区做工作，研究西域与中原内地的文化交流，当然这也重要。但在国际性的课题和地区方面，我们还没有去做工作所以没有发言权。现在我是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工作，用最新的手段、技术、理念，通过测定环境、人骨标本等把各项工作做到最好，就能够占据这个制高点了。边疆考古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研究。

新疆考察途中

　　周：您这个走出去的战略布局极具前瞻性，站在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实际就是要掌握话语权。在国际化的考古工作里边，不仅要掌握最先进的技术，还要掌握话语权，把解释权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比如弄清楚中西文化交流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话语体系确实很重要。

　　王：关键是我们要选好点，我们考古学可以提供资料的支撑。我们现在使用的技术手段使我们有能力不仅在一个点、而且在整个区域诸如某条河的流域这样大范围内做调查、测绘，建立三维模型，然后做环境、生态等各方面的研究。这样我们一拿出来就是整个系统的研究成果。

乘船考察中俄边境附近遗址

　　周：事实上中国考古学这么发展下去，可以在世界文明研究方面重构一个世界文明发展的新的历史图景。

　　王：是的，最起码在世界考古的格局上有所改变。我们以前去国外参加会议，基本上是去听、去学习的；现在我们很鼓励学者去主动参加，最好还能组织一个专题，引导大家讨论。

　　曹：包括上海论坛也是我们占据主导位置、掌握话语权的一个开端。

　　王：是的。上海论坛之前，我们可以说都是游离在国际考古学的边缘。比如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几十个专题中有一两个关于中国的就不错了。但是，上海论坛从主题的设置、到邀请的人员、再到评选的整个过程，都是我们在主导。最重要的是我们悉数聘请了国际大腕组成评选委员会。由这样一个评委会来评选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当选的成果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非常高的荣誉。所以我说上海论坛的举办是使中国考古学从国际考古学界边缘一举进入核心的一项重大活动，意义非常大，因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一下子就上去了。国际上很多机构、包括联合国的组织，对中国考古的印象都还是20年前的样子。但事实上我们的理念、方法、技术、研究成果，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另外，我们在上海论坛期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三场公共论坛的讲座，之前的报名早就爆满了。我们请国际知名的外国考古学者去讲，他们对参加者的热情很惊讶，由此对中国也有了全新的认识。所以我就是想应该要让国际学界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变化、要恢复我们应有的地位。

　　周：我有种感觉，这其实就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真的是这样。我办《南方文物》也是这样，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在里边，想为中国考古学做点什么。所以我觉得王所长还是有一种家国情怀的。

　　王：是的，我们是同时代人，有些内心感受是相通的。确实有一个中国梦的情怀在里边。我们去世界各地看，中国文明悠久辉煌，但是我们的位置、声音很小，非常不匹配。中国是考古资源大国，应该要从资源大国向考古强国转变。那么要怎么做？就要做好自己的研究，然后在国际考古界发声、让外国人了解。

　　其实只要我们的突破口选对了，我们的手段方法已经是国际上最先进的。起码就我们研究所来说，国外具有的已经发明或已经被应用的技术手段，我们都能够而且已经具备。但是像我们考古所这样的配备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极少数的，从总体水平上看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仍有一定距离。尽管如此，我们在考古资源上还是有很大的优势。比如同一个自然科学的技术方法，应用在日本，可能研究的问题和得到的结论是，稻作传来在春秋战国之交而不是汉代；但是应用在我们这儿得到的结论就是，稻作的起源不是距今年而是年。再比如说要是美国也用这些先进的设备，但他的应用就是在印第安人的研究，和后来殖民文化就断裂了。我们是原生文明，很多发明创造都是本土起源的，并且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所以我说中国确实是考古学的沃土，但是要善于应用，要善于吸收国际学术界的行之有效的新的方法和手段。

　　曹：说到去年8月（年）成功召开的“世界考古?上海论坛”，那不仅对中国考古、即便对世界考古来说也是一件大事，让全世界认识到了中国考古的宏大气魄。您作为策划人和负责人在这个活动中付出了巨大辛苦和努力。能不能请您具体谈谈这次工作的前前后后？

　　王：策划上海论坛这件事，可以说是我年最主要的事情。这个事是怎么引起来的呢？缘起是在年3月，社科院的王伟光院长带着我们学部委员到上海考察。当时和韩正市长座谈。韩正同志谈到社科院能不能帮助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做一些文化方面的大事情。我们院长就考虑是否能把每年一次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放在上海来评选和发布，我说“十大发现”是中国文物报主办的，我们接过来恐怕不太适合，地点也不大可能离开北京。院长就说，那就评选世界范围的考古发现吧。这个想法马上得到了上海方面领导的赞同，他们愿意做东道主出资举办。双方达成共识之后，当时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于是我赶紧找我的好朋友，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荆志淳教授商量。我的想法是，为了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和促进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这个论坛除了搞世界重大考古发现评选外，还要评选世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同时，还要每次设定一个重大主题，围绕这个主题，邀请国际顶级学者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论坛的筹备工作开始，首先必须成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权威组织。我们列了个包含有25位国际著名学者的名单，包括剑桥大学伦福儒等与我们研究所有横向联系的各个著名学术机构的权威学者，然后以我的名义发信，信里说明我们将要做的事，是希望搭建国际学术界交流的平台，并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成为评选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一共发出了30封信，一开始没抱很大希望。没想到除了三四个人由于各种原因未及时回复外，绝大部分人都较快地回了信，应允作为论坛的评审委员，其中包括伦福儒先生。他回信说，非常高兴我们要搞这个论坛，说国际学术界早就该办这样的论坛，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十分迅速，是举办这个活动最合适的地方，他十分愿意担任论坛的评审委员。有了这些权威学者的支持，我就有信心了。于是马上又给全世界多位学者发信，告知我们准备举办世界考古论坛，并已经成立了评选委员会，告知他们接受我们邀请的权威学者的名单。现在聘请收信者为咨询委员，请他推荐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参与评选。信发出去之后，各国家各地区的考古学者特别踊跃，因为这些国际上的资深教授作为评委会成员，这个评选是很有权威性的。这40多个国家的近位咨询委员从各自国家考古发现中推荐两、三个重大发现来参评。经过年5、6月份的推荐、遴选，8月份论坛就召开了。这个过程当然非常紧张，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很辛苦。

　　我计划将来把上海论坛发展成由这些评选委员组成的理事会来运作的、有影响力的国际学术组织。但是前提是上海要持续支持。我也想过，如果上海不支持，我就做成巡回式的。论坛的名称之所以不叫“上海考古论坛”，而是“世界考古?上海论坛”，是因为考虑到如果上海不能持续的话，还可以到其他城市举办。就像世界经合组织APEC一样，也是巡回的方式。这样就成为可持续性的学术活动。

　　通过投票，我们从40多项参选的发现和40多项研究中各评选——年度的10项重大发现和9项重大研究成果。当选的学者当然感到非常荣耀。我记得当时秘鲁来的那位考古学家相当激动，他说我回去要向总统汇报，后来总统特意召见了他，可见对他们来说入选世界重大考古发现是多么大的荣誉！我们国家的良渚和石卯遗址也入选了世界的十大发现，我们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入选了九大重要研究成果。如果不在中国做这件事、不介绍宣传这些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让评委们了解，这些获奖都不可能实现。这样就拉近了我们和国际考古学界的距离。现在想想，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这件事在将来看可能是意义最大的事情之一。

　　曹：上海论坛是您把中国考古学引向国际的重要推手。

　　王：对，从这儿我看到我们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潜力。跟欧美国家现在处于经济衰退期、文化等各项事业都在维持中的状况不同，唯独我们国家的文化就像我们的经济一样，正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遇上了好的时机。当然我们在遴选中也感受到，比如在各主要文明地区的研究中选三个成果，必然会有一个就是美国的。世界范围内的考古研究都有美国学者的参与，而且只要有研究，它不是处在第一也是第二位。所以美国作为研究的超级大国，你不得不佩服它。从这个角度来说，发达国家还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就像我们的经济一样，发展虽然很快，但总体水平和创新能力上和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有相当差距的。

　　周：随着上海论坛的召开，我们也要开始考虑如何培养有世界影响力的考古学家。因为我们现在的考古学家都是研究中国的，最好能够培养出对世界古典文明有所研究的大家。

　　王：对，现在我们就痛感要知己知彼。人家那边动辄就是研究世界几大文明的共性什么的，我们这边还只是限于知道自己文明的情况。这样在国际学界还是说不上话。你看上海论坛上伦福儒的讲演就是高屋建瓴，不一定非常细致，但在高度上就给你方向性的指导。中国要了解世界，最终还是要有人来研究中国之外的其他文明。这方面包括我们高校里的教学，哪怕只安排一位老师，也要来讲讲世界上其他区域的考古，比如吉林大学就有专门介绍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还有的大学招聘外国学者作为客座教授等等。再有一个就是要引进专门的人才。我们研究所现在派出一位去俄罗斯读博士，明年回来；韩国方面，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所，之前竟然没人懂韩语、没人搞那边的研究，所以前几年派出一位王飞峰已经学成回来了；中亚那边，也准备近年从法国引进一个。这样最起码做到至少有一个人能对世界上各古代文明主要地区的考古能够跟踪进展，能持续地做研究。作为一个国家级别的研究所，应该要有这样的布局。所以要真正成为考古强国，就要做到一方面对本国有足够的发言权，另一方面还要知己知彼，在国际上也有足够的发言权。

　　我们这次去中美洲和墨西哥续签十年前的合作协议，还意外地与洪都拉斯国家考古研究所达成合作意向。这其中还有个花絮。我们去了墨西哥，就顺便到洪都拉斯看玛雅文明的遗址，于是跟洪都拉斯的考古所取得了联系。对方看到我们跟墨西哥签订了合作协议，便要求也跟我们研究所签一个合作意向书。我们同意之后，工作人员说签署仪式将在总统府举行，我们都很吃惊，没听错吧？第二天下午三点半我们到达总统府，他们的文化大臣、外交部长、国会议长分别出来接见。最后见面的是总统，寒暄之后说可以签字了。后来知道总统来是做见证的，站在我们两个研究所长之间在意向书上签了字。见证完了，总统很认真地说，我们国家已经和台湾断交了，期待着早日与贵国建交。我当然说好啊，如果是建了交，那欢迎您到中国去访问啊。总统说，我很想去，你要给我发邀请信。我心里想，他在说什么呢！我说我当然是欢迎您去的，但这个邀请信应当由我们国家元首来发啊；但是您要是去访问，欢迎您到我们研究所、甚至我们社科院去访问。结果我们回国不到3天，旅游部长来联系，说总统期待着你的邀请信。我一听吃惊不小，我还以为当时就是客套而已，没想到他们确实非常迫切地希望来中国。于是赶紧向上汇报，后来我们的国际合作局致函外交部，外交部回复说，关于邀请函的事情可以不提，但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开展文化、历史、考古的交流是完全可以的，而且给予鼓励。所以我们就通过哈佛大学的费什教授跟对方说，邀请函是外交部的事儿，但是我们的合作可以开展。所以我们现在也正积极筹措，争取到中美洲玛雅遗址去开展工作。这样我们发掘后就有发言权了。

　　中国考古要走向世界，应该说前景光明但路途还比较遥远。尤其是研究层面，仅仅能做到知己知彼就很不容易了。但我想，通过5到10年，争取各个主要文明地区都有我们的学者去了解、联系甚至进行一些研究，这个应该是考古强国的表现。

　　曹：是的，国际化应该是考古强国的重要表现之一。其实早在世纪之初，您就提出考古学要向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您认为近几年中国考古在这几个方向上发展如何？

　　王：确实，我是在0年提出来这个看法的，现在我们正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比如考古学的科学化，我们的手段、方法，我们的装备，包括我们的学者科学素质都已经大大进步了。在大学里我希望也要向学生介绍各种自然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进展，否则学生们对这方面一无所知就不好了，其实通过几个讲座就能有效地提高我们学生的科学素质。

奥林匹亚遗址留影

　　国际化方面，我们进展得很不错。我们研究所在我接任的时候，只和几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现在已经和二十几个国家的数十个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国际化主要的方式是请进来、走出去。原来是请进来的多，当然，请进来是必要的，现在的请进来不仅仅是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同时也是让他了解我们、替我们宣传的方式，这个作用非常不一样。请进来要让人家看到我们的水平、理念、成果，并非落后，否则就会有负面效应。同时现在我们也逐步扩大走出去的范围和力度。我们可以看到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到外蒙古发掘、西北大学考古队到中亚工作，四川、陕西等考古单位也都曾走出国门到越南发掘。其实国际化有很广泛的前景，不一定只是发掘，还可以组织国际会议、研究区域性跨国的研究项目、开展科学考察等等，关键要有国际化的视野。我当年在日本留学，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看到他们很有国际视野，一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就马上看中国、看韩国的情况。所以我们在工作中也要有国际性的眼光。我们这次的文明探源工程，有一个子课题就是了解国外文明起源的道路，看其他文明是怎么形成的，做到知己知彼。而且国际化方面我们已经充分尝到甜头。我们通过国际合作，学习到很多方法，再应用到中国，发现效果很好。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强走出去，加强国际影响力，这是我们发展的重点。

参观希腊发掘

　　大众化，我也非常重视。我有个说法，比如说林梅村教授研究吐火轮文字，在国内顶多几个人能看懂他的文章，但如果他把这种研究成果用更通俗的语言介绍出来，那就有上亿的人会了解到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所以我经常用这个例子来说公共考古的重要。公共考古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学术研究，但前提是必须要有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才能把公共考古做得准确到位。我二十五年前到日本，发现他们很著名的考古学者也到媒体上宣传考古。我记得弥生时代研究的第一权威学者，写斧的发展史、写稻作文化，还做讲座，老百姓都花钱去听，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那时候就想，中国什么时候也这样就好了。现在我欣喜地看到中国考古学的大众化进入了新的时代。相比之下，日本倒是处在走下坡路的状态。最近我们和中央十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合作做了一个“考古进行时”的节目，选择7个遗址、每个遗址50分钟，在国庆黄金周播出，效果极好。考古是积累的过程不适合直播，但这个节目是把原来的过程追溯过来，就会有很好的效果。这个方向的尝试无论如何是好的，让老百姓不仅了解出土的文物，还了解出土的过程。包括我们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在内的考古内容，都很吸引老百姓，因为他们参加不了。

　　所以我觉得考古学的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都是初见成效而且大有可为的。

　　曹：去年您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提出大遗址保护的相关议案，今年又大声呼吁中国加强对外文化援助。作为目前考古界唯一的人大代表，您的大声疾呼让全社会听到并 　　王：我们所夏所长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是第二个。就现在来说，考古领域里我是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所以起码在这个平台上我要代表考古界发声。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应该要引起社会更广泛的重视。我希望通过我的呼吁能让遗址保护、走出去等问题得到 　　曹：您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历史学科评议组的成员，是该评议组中唯一一位考古学家。最近，您又当选为国务院第七届学位委员会委员和考古学科评议组的成员，您在考古学升级为一级学科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关键作用。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王：虽然我不在大学，但是对大学考古和文博专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一直十分 　　曹：您既是作为用人单位的考古所的所长，也是作为人才培养单位的社科院研究生院史学部的主任、考古系主任和博导，您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一定有独到的体会。考古的人才培养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也要符合学科可持续性的发展，做到考古学科的薪火相传。能不能请您谈谈新形势下高校如何更好地培养考古人才？

　　周：人才的培养也是关系到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很重要的。

　　王：对，我无论是作为考古所的所长、还是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或者一名老的考古工作者，我都深刻地体会到，人才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未来。

　　人才培养是大学最为关键的。我觉得在高校里，首先，老师要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学生尽可能喜欢考古。因为考古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毋庸讳言，考古确实比较艰苦、枯燥。现在的生活环境和我们当初毕竟不一样，我们上学时都从农村来，插过队，吃过苦。但现在不一样，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艰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主张，大学实习期间尽可能把学生们的生活安排的好一点，不要让他们觉得苦得受不了。虽然我们自己是经历过苦日子的，但就像我们的孩子都是80后的一样，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么苦的日子，不要一上来就让这种艰苦把他们吓跑了。第二是在实习遗址的选择上，要选择遗迹遗物比较丰富的遗址，通过发掘让学生们喜欢上考古，觉得考古有意思。高蒙河教授有一句名言叫做“空方不空”，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说实话我觉得基本建设考古的项目不适合学生实习，而应该要选那些遗物比较丰富、遗迹种类比较多样、能够让学生亲手挖出遗物来的遗址让学生实习，那样可以让学生有一种成就感。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鼓励高校与各地方省所合作建立实习基地，因为省考古研究所总是会有适合学生实习的主动发掘。第三，学生的田野考古基本技能要过关。起码本科时要对田野考古有基本了解，到了硕士阶段如果能有个大的研究方向就更好。第四个要多读点书，起码对考古有了解，特别是本科时候面上的学习基础要打好。除了考古之外，其他相关的学科，历史、文献，目录学、自然科学等等，都要有所了解。但我们有些大学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些大学的考古各段方向都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是后来设立考古专业的学校。所以我建议这些高校和省所合作，采取聘请客座教授之类的方式，在自己师资力量不够的时候善于借用外单位的力量。而且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研究者也需要给学生讲讲课，高校与省所合作其实是个互利的好事情。还有一个是要有点雄心壮志，就是前面讲到的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最后一个是要培养问题意识。我们在日本学习的时候，就被鼓励要带着问题来学习和研究。有些年轻学生刚开始学习，觉得找不到问题、没有问题，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被别人研究过了，其实不然。通过对前人成果批判地吸收、 　　周：实际上考古人才的培养不光是针对学生的，对老师也有要求的。

　　王：对。老师第一要热爱考古。说实在的，如果老师不热爱考古事业，还怎么影响、吸引学生来读考古呢？现在一些顶级大学的考古文博专业的本科毕业生里，出国的、改行的甚多，通常一个年级二十人，最后真正能做专业的也就三两个人，对此我觉得非常遗憾。这不是最理想的培养考古专业人才的模式。所以首先老师自己要热爱，然后才能把这个热情传递给学生。第二要有凝聚力，比如人大的魏坚教授，这十多年人大的考古专业发展得非常好。就是他首先热爱考古，能够把人才都拢到他那儿去，就形成非常密切的团队。有的大学就不一样，师生关系非常淡，老师上完课就走了，并不关心学生，怎么会有凝聚力把学生吸引来呢？第三要改变教学方式。讲好课可不容易，不仅要有足够的研究水平，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有的老师学问很好，但是讲课却讲得很不好。我对赵辉说过，大学本科的时候要让学问好且善于讲课的老师多开些讲座，要去争取更多的学生选择学习考古。学生如果一开始不感兴趣，就容易转专业。怎么吸引更多学生甚至外专业的学生来学考古，老师们就要下功夫琢磨了。所以老师要把教学作为重点、讲好课。现在社会上选择很多、诱惑很多，怎样吸引更多素质好的学生来学习考古、以考古为职业，我觉得这是摆在考古文博专业老师面前的一个责任。

　　国外的大学里教学往往是启发式、讨论式的，而我们经常是灌输，个别老师上课照着讲义或课件宣读，讲完就走，缺少和学生们的交流。我印象很深的是自己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讨论彩陶、陶器的纹饰。当时我和滕铭予争论起来，她认为先有装饰的目的和作用才产生纹饰；但我觉得应该是先在实际制作中为了某些实用的需求之后才产生装饰。还有彩陶是从繁缛到简单还是从简单到繁缛的问题，等等，这些争论到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刻。类似这样的讨论，可以让学生比较早地进入到研究状态中去。一旦进入了，学生自己就有兴趣，可以不用管他了。没引进门的时候，他老在外边，得给他开个门缝让他钻进去，让他看到里边原来是非常丰富的考古“万花筒”。

　　周：因为探索本身就充满了快乐，要让学生有快乐感。现在可能真是要反思一下考古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了。

　　王：是这样，要让学生体会到快乐，后边就有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了。

　　曹：您去年成功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能不能请您谈谈本届理事会成员的构成情况以及您对中国考古学会发展的理念？

　　王：说实在的，虽然我外出各地别人都说我是考古所的所长，但在我心目中，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身份，份量是非常重的。之前是夏所长、苏秉琦、宿白、徐苹芳、张忠培等先生，前边这几位绝对都是大家，到我这儿，我觉得责任非常重大。现在中国考古学会怎么往前走，确实到了十字路口，也是我们要好好思考如何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的时刻。本届理事会的构成，70岁以上的老先生们都不再担任常务理事，都作为名誉理事。现在理事会应该是以50后为主、60后占其中一部分这样的格局。

　　新一届考古学理事会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决定成立一批专业委员会，比如说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科技考古中的植物考古、动物考古、文保、还有旧石器和筹备中的新石器分会等。还成立了一个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和其他的不一样，除了考古学者之外，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各个主要媒体的人。比如仰韶论坛就是公共考古的内容。这样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来 　　我当所长也是这样，我的想法就是搭一个好平台，让全所每个人尽可能发挥积极性。考古学会也是一样。说实话我们那个年龄的人，谁比谁差多少？每个人能力都能发挥出来的话，这个群体的力量肯定超过某一个或几个人。我还在筹划成立考古期刊专业委员会，考虑我们的期刊如何引领学术、让大家都能跟进，也值得仔细思考。另外我们对外敞开了，比如香港、澳门、台湾的学者也都可以来参加。总之是不要让考古学会成为一个官本位、成为一个职务或者什么光环，而是更充分地发挥学术性，发挥它在学术界的引领作用。

　　曹：您认为中国考古学的总体现状如何？您对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有怎样的设想？

　　王：总体我们现在处在非常好的时期，考古学真正迎来了黄金时代。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用在文物、考古事业的经费比原来大增，这是个重要的前提。政府、全社会对考古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民众的兴趣和参与热情，都是空前的。随着我们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考古学的国际 　　曹：谢谢王所长！

（原文发表在《南方文物》年第1期作者：王巍曹峻周广明）

附：王巍所长主要学术成果

（1）专著：

1.《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日本雄山阁出版社，年；

2.《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及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

（2）论文：

1.《良渚文化玉琮刍议》，《考古》年第11期；

2.《商文化玉器渊源探索》，《考古》年第8期；

3.《夏商周时期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相互关系》，《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年；

4.《从考古发现看四世纪的东亚》，《考古学报》年第3期；

5.《从出土马具看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考古》年第2期；

6.《中国古代铁器及冶铁术对朝鲜半岛的传播》，《考古学报》年第3期；

7.《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二十年》，《考古》年第8期；

8.《偃师商城考古新进展及其相关问题》，《青果集》，知识出版社，年12月；

9.《商代车马渊源蠡测》，《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9月；

10.《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合著），《考古》年第10期；

11.《夏商周考古学五十年》，《考古》年第9期；

12.《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合著），《考古学报》0年第3期；

13.《考古学的世纪回顾与展望》(合著），《考古》1年第1期；

14.《中国考古十点存疑》，《党政干部文摘》2年第4期；

15.《考古学的定位——学术研讨会笔谈》(合著），《考古》2年第3期；

16.《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合著），《考古》2年第9期；

17.《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的思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年12月；

18.《从玉玦看东北亚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年12月；

19.《大辛庄遗址与山东地区商文化》，《文史哲》3年第3期；

20.《出云与东亚的青铜文化》，《考古》3年第8期；

21.《公元前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4年第1期；

22.《商代考古七十年》，《考古学集刊》第15集，4年2月；

23.《墓葬制度所反映的周代社会结构及其与商代的异同》，《科学中国人》4年第3期；

24.《新世纪的学术期刊与考古学的繁荣发展—纪念考古创刊50周年笔谈》(合著），《考古》5年第12期；

25.《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红山文化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6年；

26.《青海互助丰台卡约文化遗址孢粉分析与人类活动研究——化石和现代表土花粉分析结果》(合著），《华夏考古》6年第3期；

27.《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论纲》，《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6年3月；

28.《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6年第5期；

29.《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天文观测遗迹功能讨论》(合著），《考古》6年第11期；

30.《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中瑞考古学论坛文集》，科学出版社，6年12月；

31.《加强考古学学科建设的思考》，《西部考古》第二辑，三秦出版社，7年12月；

32.《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进展》，《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8年第1期；

33.《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关概念的理解》，《史学月刊》8年第1期；

34.《考古学研究的近期动态》，《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8年第1期；

35.《卅年考古大揭秘——概括改革开放30年中国考古学之辉煌》，《中外文化交流》9年第4期；

36.《新中国考古六十年》，《考古》9年第9期；

37.《从中国看日本埼玉稻荷山古坟和埼玉古坟群》，《考古》9年第12期；

38.《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考古》年第2期；

39.《骆驼墩文化遗存与太湖西部史前文化(上)》(合著），《东南文化》年第6期；

40.《考古学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考古》年第12期；

日文撰写论文：

1.《仰韶文化前期的社会形态》，《博古研究》创刊号，年；

2.《六世纪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东亚的古代文化》第83期，年；

3.《从考古发现看中国的龙山时代》，《博古研究》第10期，年10月；

4.《〈魏志倭人传〉所记载的三世纪前半倭国的社会结构》，《九洲历史》年2月；

5.《倭五王时期的国际交流》，《考古学季刊》第54期，年2月；

6.《日本弥生、古坟时代坟丘墓所见古代中国的影响》，《古代的日本和渡来文化》，学生社，年；

7.《东北亚青铜文化的出现与发展》，《古代出云的青铜器文化》，年；

8.《中国古代国家の形成》，1万字，《文化の多樣性と21世纪の考古学》，考古学研究会（日本），4年4月；

9.《汉代以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茂木雅博先生退官纪念文集》，日本同成社，7年）；

英文撰写论文：

1.APreliminaryStudyoftheWesternZhouBuildingFoundationsatYuntanginFufengShaanxi1(合著），中国考古学（英文版）3年第1期；

报纸发表：

1.《近年来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主要进展（下）》，《光明日报》0年3月；

2.《中国考古存疑》，《光明日报》2年2月21日；

3.《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光明日报》2年2月21日；

4.《自然环境变迁与史前文明演进》，《光明日报》3年2月；

5.《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对象、内容与目标》，《中国社科学院院报》3年7月；

6.《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刍议》，《光明日报》3年9月；

7.《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6年2月；

8.《中国考古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中国社科学院院报》8年2月；

9.《三十年中国考古学研究硕果累累》，《光明日报》9年2月；

10.《龙脉相传文明曙光》，《光明日报》9年10月；

11.《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光明日报》年2月；

12.《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人民政协报》年3月；

13.《浅谈中国考古学的大众化》，《中国社科学院院报》年12月05日；

14.《西高穴大墓与考古学的认知程序》，《中国社科学院院报》年12月19日；

15.《中国考古学发展轨迹》，《中国社科学院院报》年5月；

16.《甘肃古代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光明日报》年4月；

发表讲话：

1.《保护好大遗址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中国大遗址保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考古》8年第1期；

2.《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考古》年12期；

3.《中华文明具有三大特征》，《中国新闻网》年5月21日；

4.《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搜狐网》年5月23日；

5.《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已获证实》，《京华时报》年7月15日；

6.《知识人中国梦--让中华文明五千年得到世界认同》，《光明网》年5月8日；

7.《研究传承丝绸之路精神》，《人民日报网》年11月1日；

其他：

《人生随想》，《中国青年科技》年12月。

动动小手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