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7/15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点击: 6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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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一生欠安》,作者李梦霁,北岳文艺出版社年出版。

衲按:前天老衲于公号中配发《鲁迅妻子:只愿生生世世不再遇见他》一文,作为《鲁迅[周树人]三兄弟家事拾遗》一文的补充参考,这让部分读者颇不以为然。作者李梦霁文笔催泪,带动读者情绪,难免让许多人想到文字之外。这是文字的魔力。老衲此后几天,将再发几篇该作者《一生欠安》中的文章。今天说的是胡蝶,并配发一篇“短史记”关于胡蝶与戴笠之间关系的考证文章,以厘史实。

左为阮玲玉,右为胡蝶

温哥华的初秋,阳光温淡,轻暖轻寒。

时值一九八九年,华人渐多,列治文几乎成为另一个香港。

我已经很老了,在医院安度最后的时光。

倏尔,窗口飞过一只蝴蝶,连同我此生经历的种种,忽如电影般在脑海闪回。

我演了一辈子电影。现在,蝴蝶要飞走了。

一九零八年,光绪、慈禧驾鹤西去,我出生于上海。坊间传言,此非祥年。算命先生留下一句“业成,情艰”,便挥袖离去。而后,我用八十一年的生命,终于参透此四字。

16岁,我考入中华电影学校,艺名胡蝶,不知是缘是劫。出演的几部片子好评如潮,事业如日中天,进入明星影片公司,结识此生唯一的挚友,阮玲玉。

玲玉双瞳剪水,面若桃花,不可方物的明艳里,藏着楚楚可怜的悲凉。拍《白云塔》,我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我年长两岁,自然对她关顾有加,又同是广东祖籍,彼此生出许多依恋。她父亲早逝,母亲是大户人家的佣人,对低微身世向来缄默,只对我说。我因而更怜惜她,亲如姐妹。

与卿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一日,玲玉邀我去她家吃晚饭,我见到了日后花边新闻男主角,张家少爷,张达民。张达民英俊得体,眉宇间有几分灵气,略带纨绔子弟的玩世不恭。

“姐姐,达民母亲不同意我们成婚,只能先同居。”玲玉避了达民对我讲。

“多久了?”

“两年。”

“他待你如何?”

“倒是体贴。只是懒得很,仅我一人赚钱养家。别的女明星出入豪华舞厅,我却日日操心柴米油盐。”

我没有再问,心下隐忧。我了然大上海的摩登之气,同居司空见惯。但玲玉幼时缺少优渥与疼爱,年少成名,总显得有些急,面对姻缘、享乐、名誉都欠理性。又生性弱柳扶风的纤柔,在影星这样风口浪尖的行当,怕是难保全。

翌日片场,玲玉特意嘱咐我,“姐姐,万万不可将我的出身、达民之事泄露外人。若是被闻腥起舞的记者逮到,又要七炒八炒成街谈巷议的闲言。”

“我明白,你放心。”

玲玉巧笑嫣然,单纯得像纤尘不染的小女孩,未谙世事。

这幕场景是玲玉的独角戏,我静坐一旁看她表演。

业界评论玲玉演艺天赋极高,果真如是。她把角色演活了,透着灵性。那么顾盼倾城的女孩,眉山目水点染悲剧气息,我见犹怜。之后很多年,我都在琢磨玲玉演戏。我和玲玉的区别在于,我把自己当演员,她把自己当角色。我在电影学校读书时,先生讲,人性复杂,演员最难是全面把握角色性格,加以表演。若某种细微之处未及展现,极易沦为角色单一和扁平。我向来“听话”,每一出戏都经过缜密分析,动用全部演技予以表达。但玲玉不同。她不是科班出身,每部戏都全情投入,化身剧中人。她不会揣摩不到位,因为舞台上的,就是她自己。玲玉行走在剧本与人生之间,无法抽离。

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上海滩,我们两个柔弱女子相依相伴,走过许多年。在这个圈子里,时时处处如履薄冰,阮玲玉是我唯一知心的人。直到后来,她去香港。

沧海横绝,各成彼岸。终其一生,各负苦难。

年,日本人来了。

街头巷尾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传言骇人听闻,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正值此时,一篇蓄意离间的报道,竟将我卷入国恨家仇,以国耻之名,令我声誉扫地。

树欲静,而风不止。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彼时却正与交情甚密的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新闻一出,声讨侮辱蜂拥而至。

“九一八”当晚,剧组全员滞留天津,哪得与少帅“北平共舞”?我与张学良素昧平生,何谈“交情甚密”?我原想,此捕风捉影之谈,不久便会水落石出,没承想,却愈演愈烈。

在北平拍摄外景时,成百上千人包围片场,高喊“胡蝶红颜祸水”,“商女不知亡国恨”,拍摄被迫中断。昔日和蔼可掬的拥趸影迷,霎时狰狞可怖。流言蜚语带来的委屈和压力,事业的重创低迷,难以言表,又刻骨铭心。

回到上海,公司即刻为我发表声明:

此次某国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不食者矣。呜呼!某国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而欲造谣生事。

历经此事,原就理性的我,更加清醒。莫说行为逾矩会招致中伤,纵是洁身自好,依然会惹别有用心之人无事生非。时隔三十年,我赴台湾,仍拒绝与张学良相见。我这一生,因为清醒,所以残忍。

舆论,可让我流芳千古,亦可让我万劫不复。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电影业的好时代,作为影人,我有种生逢其时的庆幸。年元旦,我被选为“电影皇后”。年春,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展。临行前,玲玉从香港赶来,为我饯行。

玲玉过得不好。与张达民分手,和唐季珊同居。唐季珊是生意人,有妻室,原是张织云情夫,始乱终弃。张达民日益潦倒,眼见玲玉的新男友阔绰体面,便来纠缠。玲玉辗转在两个男人间,颇难自处。风言风语频频见报,想必玲玉这些年是很辛苦的。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沏了茶,等她。

“姐姐,都二月份了,上海还这么冷,香港暖好些。”

“快喝杯热茶,去去寒。”

“莫斯科肯定比这里天寒,我给你一件披肩作礼物。你好生去,我等你回来,讲高鼻梁深眼窝的洋人的有趣事。”玲玉依然俏丽、单纯、娇媚。

“妹妹有心了。我瞧见可心的洋物件,就给你带回来作纪念。张先生的事怎样了?”

玲玉蹙眉,浅浅的哀愁掠上眉心。“分手决裂后,我仍每月津贴他一百元,他还死乞白赖地纠缠,不知他竟如此无耻。我对季珊也失望得很,知人知面难知心……”

“胡蝶小姐,启程时间提前了,我们赶紧走吧。”

突如其来的行程变更,让我无暇与玲玉多作交谈,只得一边收行李,一边叮嘱:“张先生的事一定要稳妥,切勿感情用事。我们是活在市井舌尖上的人,一不留神就贻人口实,人言可畏啊。”

“早晚摆脱掉那个拆白党。你马上要出远门,别惦念我了。此番去,定要一展风采,艳压群芳!”

匆匆道别,我披着玲玉送我的貂皮披肩,去往莫斯科。

半个月后,玲玉自杀了。

彼时,我于异国的冰天雪地里,失声痛哭。

回国时,我特意取道香港。香港媒体“满纸胡蝶飞”,无人知晓,我是为了探望玲玉之冢。

冢前焚诗,作别玲玉: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浊陷渠沟。

玲玉单纯、性情、怯弱,可怜遇人不淑,遇事失于冷静,最终落得阴阳两隔。倘若当时我行程无改,听她深谈,或有不同结局?

置身于光怪陆离的名利场,谁又能窥破薄如蝉翼的命运。

那么多年惺惺相惜的密友离世,恐怕世间再无一人,可与之推心置腹。前路漫漫,踽踽独行。

我和潘有声相恋六年,原想回国后成婚,因玲玉噩耗,暂时耽搁。后来,母亲催婚,“趁你父亲在世,由他带你入教堂,将你交给有声,我们就放心了。”

年十月廿八,圣三一教堂,我穿上婚纱。时局动荡依然,所以格外贪恋掌心的温暖。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两年后,日本人登门,让我拍《胡蝶游东京》,无异于当“明星汉奸”。我虽是演员,但在民族危难时,很清楚我应选择的道路。于是,我和有声逃亡重庆。全部家当另行装箱,包括玲玉赠我的披肩。

然而,这世道竟是豺狼出没,虎豹横行。我到重庆后,得知我们的全部身家,悉数被劫。世人道我贪财惹祸,殊不知我心心念念的,是玲玉妹妹的遗物。我急火攻心,大病一场,初愈便托人四处找寻。

厄运,悄然而至。

经人引荐,我见到他,国民党军统副局长,戴笠。

与生俱来残酷凶狠的气质,长期身在军营,戴笠举手投足,尽是兵匪气。我求助无门,只得依靠于他。

“戴局长,箱中一件貂皮披肩是紧要物什,家人珍传,还望您费心。”

“胡蝶女士放心,戴笠愿意效劳。”他不停打量我,满口应承,满目狡黠。

回家后,我暗自存下戒心,时刻提防他图谋不轨。有声外出时,我从不单独会客。谨小慎微的日子,古井无波。

“夫人,我拿到了专员委任状和滇缅公路的特别通行证,我们的生意又能东山再起了!”有声欣喜地对我讲。财宝尽失后,他一直想方设法赚钱养家。

我却忧心忡忡。举目无亲的重庆,戴笠的觊觎之心常使我卧不安席,有声是唯一的依靠。可是,我不能阻拦有声梦寐以求的,赴滇缅经商的机会。更何况全家上下糊口维艰,他非去不可。

别时容易见时难。有声一走,我就沦入戴笠之手。天河巷号,整整两年,我被囚禁于此,如笼中雀。尽管戴笠百依百顺,我却未曾有一刻停止过对他的诅咒。豺狼当道,无法无天,我一介弱女子,无力保全。

他怕我轻生,威胁我,“你要是死了,潘有声也活不了,你的父母儿女,都得给你陪葬。”江湖传言,特务头子戴笠杀人不眨眼,我信他做得出来。

世人道我精于世故,懂得自保,焉知生难死易,屈辱比苦难深重。我夜夜梦到玲玉,亦想一死了之。可是我不能为自己解脱,连累家人。

死是解脱,生是责任,市井之语,竟唾我不洁不烈。

深宅大院里的时光,味同嚼蜡。公馆书房里存放古籍,我终日不语,读书度日。

春秋时期,息国夫人息妫美若星辰,蔡国国君对其轻佻不敬,丈夫息侯不悦,联手楚文王,一举灭蔡。而后,楚王造访息国,息妫席间斟酒,楚王为之倾倒,遂灭息国,纳息妫为妻,贬息侯守门。息妫为保全丈夫性命,忍辱而生,三年不发一语。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读至此,我泪眼婆娑。息妫归洁其身,却被后人冠以红颜祸国之名;无奈苟活,却身负“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的责难。此时与我,若合一契。

生活,只有眼前的苟且,和无边的绝望。

心如枯井,愁深似海。

当我已然习惯在逼仄的时光里久居时,抗战胜利,戴笠死了。

生是希望。

我与有声重聚,定居香港。

有声心里是苦的。时常的,呆坐无神。他知罪不在我,是这风雨飘摇的时势之错,恃强凌弱是千古法则。天下四分五裂,人命尚如草芥,何况贞洁。

在香港,有声创办洋行,我倾力辅佐,似是苦尽甘来。

然而,往事凄艳,情深缘浅。不久,有声病逝。

错失太易,爱得太迟。自此,我去墓地探望的,除却玲玉,又添有声。我立誓息影十年,点点是离人泪。

彼岸花开开彼岸,花开叶落永不见。

花叶生生两相错,奈何桥上等千年。

晚年,我孑然一身,漂洋过海。

温哥华多雨少晴,有种现世安稳的谧静与温情。

我这一辈子,果如阴阳先生所言,业成,情艰。生于乱世,我们注定是颠沛流离的一辈人。跋涉过八十多年的风刀霜剑,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只是,生活待我凉薄,我报之以梨涡。不是每个人都幸运,可以有机会承受苦难,大多数人顺风顺水,波澜不惊地安度此生。上苍只对少数人苦其心志。当苦厄来临,含垢忍辱者负重前行,不堪重负者堕落消亡,我选了前者,玲玉选了后者。所有软化痛楚的坚韧,都将沉淀成生命的质感和力量,刻在人性深处,被历史记得。年,我十年息影后,重出银海,年过半百,成为“亚洲影后”。痛之深,情之切,是为浴火涅槃。

回望此生,悲欢若刻。世间离苦,我皆不怨,人生喜乐,我亦不恋。来去无依无牵,胡蝶要飞走了。

~~~~参考阅读~~~~

“戴笠霸占电影皇后胡蝶”之说,是伪历史

原载于“短史记”年12月23日

谌旭彬

“戴笠霸占影星胡蝶”之说流传极广。近日引发热议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也演绎了这段情节。

但这实际上是一段伪史。

一、“戴、胡艳史”流传极广,在民间、学术界均几成定案

坊间关于“戴笠霸占影星胡蝶”的说法,其大致情形及史料源头如下:

(1)胡蝶年自香港返回大陆,途中行李被劫。戴借着为胡蝶找行李的机会,将参与运作胡蝶一家逃离香港的杨惠敏打入监狱,讨好并霸占了胡蝶。

如军统骨干沈醉年被特赦释放后,写下《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出版于年),声称:抗战时向困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孤军献过旗的女童子军杨惠敏,“因有人检举她偷骗胡蝶的行李,被戴关起来。”①另一军统干部黄康永,也在回忆录中写道:“胡(蝶)告诉他(戴笠)行李丢了,戴因之怀疑为爱国女童军杨惠敏所为,就将她关禁起来,直到抗战结束才放出。杨惠敏者,就是上海抗战时,泅渡苏州河,将青天白日旗悬挂到四行仓库上,支援谢晋元团八百抗日壮士,轰动一时的爱国女性。胡蝶终于来到重庆,为戴笠‘金屋藏娇’于神仙洞公馆。”②

杨惠敏本人,年在台湾出版《八百壮士与我》一书,也曾痛彻心扉地忆及此事。杨写道:

“我营救胡蝶小姐和梅兰芳博士等人,以及一连数次接运吴经熊博士和林森主席的亲属,都是奉命行事。我与胡蝶既不相识,又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抢她的行李?何况我并没有与她同船同车,她在路上遭遇抢劫的情形,我怎么会知道?”“可是,当胡蝶小姐从惠州辗转到达重庆以后,她向军统局长戴笠将军报告和哭诉,硬说是我抢了她的行李。人世间之无道义良心,没有比这件事更令人伤心的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被胡蝶小姐诬控走进监狱看守所的那一天起,我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荣誉、前程、和希望。”③

(2)戴笠为胡蝶在重庆置办公馆,搞“金屋藏娇”,还利用权力将胡蝶的丈夫潘有声支离重庆。

此说的主要来源,是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沈在书中写道:

“戴笠对胡蝶可说一见倾心,格外欢喜。他自有了胡蝶以后,对于玩弄其他女性的兴趣也减少了一些,因为胡蝶很有一套笼络男人的手段。当时胡的挂名丈夫潘有声很懂得明哲保身之道,自从老婆被戴笠看中而占有之后,他在美人与金钱不可得兼的情况下,决定宁可牺牲老婆,而利用这个机会来发一笔横财。他知道不这样做,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手枪穿几个窟窿。当戴笠答应给他一个战时货物运输局专员名义,让他放手去做投机走私生意时,他便长期住在昆明,很少到重庆去和胡蝶会面。抗战胜利后,戴笠还准备叫胡蝶正式和潘有声离婚而与他公开结婚。后来因为他从北平回上海时坐飞机摔死了,潘有声才带着胡蝶去香港当寓公。”④

“(戴笠)另外在神仙洞修建了一所华丽的公馆,是准备与胡蝶同居时用的。当我随同他和胡蝶一道去看这所房子的工程时,他对胡蝶说:‘我最喜欢这个地方,神仙洞里住神仙眷属。’为了修这所房子,要汽车可以直达门口而不爬坡,他连当时四川最有实力的军阀王陵基的地皮也占了一百多方。……但还不够,因为要绕一个小圈子才能爬上几十公尺去。我一打听,还得经过另外几个人的地皮才能修通。他又亲自写了几封信,叫我去找和成跟行吴晋航先生、大同银行萧振瀛,又向他们要了一些地皮。”“和他同居时间最长久的要算胡蝶了。从年以后,胡便为他所占据,一直秘密住在他的城乡公馆内。他为讨胡的欢心,除了为她修了不少房子外,更在杨家山公馆前面修了一所很考究漂亮的花园,以近一万银元的代价购买了各种名贵的奇花异卉,经他自己亲手设计布置一番。”⑤

其余如文强等军统旧人,也留下了大致相似的说法。时至今日,在很多严肃的史学著作中,戴笠与胡蝶之间的“艳史”几乎已成定案。如美国学者魏斐德关于戴笠的名作《间谍王》,即依据上述材料(主要是沈醉和黄康永的回忆文字),认定“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⑥

图:杨惠敏与张治中等人合影

二、辟谣:杨惠敏的被捕,与传言中的“戴、胡艳史”毫无关系

以上种种回忆文字,构筑起了一桩看似“完整”的“戴、胡艳史”。但其实每个细节都经不起史料的推敲。先说胡蝶的行李被劫与杨惠敏的被捕。

(1)杨惠敏带了杜月笙的电报去找胡蝶,胡蝶答应回大后方

杨惠敏当时是军统中人,在日军控制下的香港从事秘密工作。据其晚年回忆,年8月,她是带了“杜月笙先生从重庆打来的电报”去找胡蝶的:

“我仍然一副小鱼贩的打扮。找到了胡蝶的家以后,我小心翼翼的从后门叫卖小鱼,有个胖胖的老太太出来,她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从重庆来的’,我对老太太开门见山的说。她表示了惊慌与怀疑。老太太不停的打量着我的身份。”“一会儿,胡蝶小姐亲自出来了,她招手请我进屋。胡小姐神态自若,从容的问我一些话,我道明了来意,把杜月笙先生从重庆打来的电报给她看。”“她的个性似乎很爽快,她告诉我,决定即时回到大后方去,与全国军民共赴国难。”“我告诉胡蝶小姐,因为逃难并不等于搬家,每个人最多可携带两件行李,假如行李太多,是没法搬动的。说完,我就走了,因为胡小姐寓所附近,有许多密探,我生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⑥

杜月笙与戴笠关系密切,曾深度参与军统对在港文化人士的营救工作。早年在上海,杜与胡蝶也有交往。抗战时期,杜曾任“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分管第七、第九救济区事务;其中,第七救济区主任陈志皋,是杜的门生,同时也是一位秘密的中共地下党(此人后面还会谈到),常驻曲江。杨惠敏前往香港接运难民,正是奉了陈志皋的指令。杨能够拿着“杜月笙先生从重庆打来的电报”去找胡蝶,其缘故在此。

胡蝶即时答应返回大后方,让杨惠敏“感到很开心”,因为“我来到胡小姐寓所之前,已在梅兰芳博士那里碰过钉子,梅博士是如此坚决表示不肯到重庆去,而胡蝶小姐却当机立断决定随即动程。”⑦这一细节,可与曾在香港占领军服役、负责战时香港剧艺“统战”工作的和久田幸助的回忆互相作证。据和久田幸助的说法:梅兰芳当时向他表示“想回上海”,他帮梅办理了相关手续;而胡蝶悄悄离港,则让他措手不及,“她在银行的私人保险箱里,存有很多的金子和贵重品,不用说都来不及取出,几乎是身无长物。”⑧

(2)年8月,胡蝶的行李在回大陆的中途遭劫;9月,杨惠敏被军统逮捕

关于逃离香港的过程,胡蝶晚年在回忆录中,是如此描述的:

“—天清晨,我们全家装作走亲戚的模样,走出了家门。由游击队化装好的人带路,避开人烟稠密的地方。当然,那时的香港也还没有今天的繁荣,香港的发展与繁荣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那时出入过境并不需要什么通行证。两个孩子由游击队安排的人用箩筐挑着,一头一个,我们则步行,整整走了一天,这可说是我自出生以来所走的最多的路程,以致脚底全走起了泡,因为走的是荒野和崎岖的山路,中途曾在路边的小饭馆吃了一餐饭,盘碗都很粗糙,饭菜看来都不怎么样,但我们吃来仍觉非常可口,可见人的味觉也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换的。走了一天,总算到达广东省的惠阳,然后由这里坐柴油车到曲江,也叫韶关。把我们护送到惠阳,游击队的任务就算完成,有声交给游击队三千元港币,作为护送的费用,虽然游击队一再说他们很高兴能协助我这样一个有点名气的演员逃离虎口,我们还是请他们收下,作为我们对抗日事业的一点心意。”⑨

年8月,胡蝶及家人逃离香港抵达广东曲江(韶关),这里是当时广东省府的临时所在地;行李与人分开而行,据说在途中被土匪所劫。同年9月,杨惠敏被军统逮捕。据杨晚年回忆,军统当时对他的审讯,主要集中于两个个问题:1、“你在罗四维家里,和王明川、赵乐天一起聚餐时,有没有谈到美国飞机击落的事情?”2、“毎一次的审讯,审判官都问到我有没有拿胡蝶的行李”。对第一个问题,杨的回应复:“我没有勾结罗四维和王明川,也没有供给他们情报。”对第二个问题,杨的回复是:“我与胡蝶本不相识,又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抢她的行李?何况我并没有与她同船同车,她在路上遭抢劫的情形,我怎么会知道?”杨惠敏晚年称:自己当时“潜意识”认为,第一个问题,只是一种掩护;第二个问题,才是审讯的真实目的——“这一段时间,我已意识到胡蝶的诬控,发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我来说,足以致我于死命。”但杨也承认,国防部对他的“判决书”,“无只字提到胡蝶女士的行李遭抢的情形”。

(3)杨惠敏在港期间,与私自离职经商走私的军统通讯员、香港日本总督顾问、日本宪兵队台湾翻译往来密切

杨惠敏的“潜意识”并不准确。军统对他的审讯,主因并不在胡蝶。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审判官审问杨惠敏时,所涉及到的几个人物——“在罗四维家里,和王明川、赵乐天一起聚餐时,有没有谈到美国飞机击落的事情?”——的背景。

赵乐天曾是军统的“通讯员”,与杨相识时,已经擅自离职。正假冒军统名义,与人经商走私(此种行径犯了戴笠的大忌)。杨或许并不知晓赵已脱离军统。但在回忆录中,杨承认自己曾帮赵托运过两批西药回内地,“至于他赚了多少錢”,杨表示并不清楚。军统在逮捕赵乐天后,查实了其“未经请准长假,乃私自离职赴曲江,与大业公司经理李桐村,联合经商”的罪证。年,国防部以“无故离去职役,处有期徒刑一年六月”作为对赵的惩处。

再说罗四维和王明川。据杨的说法,罗是杜月笙的门生,时任香港日本总督顾问兼九龙地区派出所副所长,“是潜伏在敌人组织中的我方情报工作人员”;王是台湾人,时任日本宪兵队翻译,杨往来粤港间时,曾被王认出身份,但王未拆穿她,并在稍后杨被捕时“偷偷跑来教我撬开窗子逃走”,故杨认为“他是一个爱国份子”。

关于罗四维,杨的描述大致准确,但有必要作一些补充:罗四维原名罗集谊,抗战前曾任驻日本北海道函馆领事。抗战爆发后,罗携全家避难香港。期间曾多次向陈布雷汇报其在香港所探知的汪、日情报,并在函电中有“政公转下巨数已收妥,迭蒙厚赐,感铭心□,今后唯有努力图报,以符期许之雅望也”等语。⑩香港沦陷后,“他掩护陶希圣安然入内地,陶叫他要和日本人虚与委蛇,将来总有用处。”(11)巨款馈赠的事实、“迭蒙厚赐”“以符期许之雅望”等语,以及与陈布雷、陶希圣的关系,俱显示罗四维当时的身份,虽可算做重庆的情报人员,但并不属于任何组织。这也是军统在逮捕赵乐天和杨惠敏之后,询问他们有无向罗四维和王明川泄露“美国飞机”相关情报的原因所在。至于王明川,笔者未查到任何相关资料。

图:杜立特突击队成员在“大黄蜂”号航母甲板上合影

(4)军统讯问杨惠敏有没有对敌伪散布过“美机误被国军飞机击落”之言,与杜立德轰炸东京一事有关

其次,有必要介绍一下审讯中所提到的“美国飞机击落的事情”。年4月,杜立德率美军轰炸机自航母起飞,轰炸了东京。空袭完成后,突击队按预定计划,飞往位于浙江的衢州机场。出于保密的需要,美军在具体空袭时间上并没有与中国方面沟通,以致他们飞到中国沿海时,机场没能提供导航。在中国境内跳伞的飞行员,有62人被中国军民所救,5人死亡、8人被日军俘虏。杨惠敏所提到的审判官一再讯问她“在罗四维的家里,和王明川、赵乐天一起聚餐时,有没有谈到美国飞机轰炸日本本土的回航途中,误被国军飞机击落的事情”,当即是指此次事件而言。杜立德空袭东京,对盟军而言,当时有着巨大的宣传意义,中美两国自然不希望传出“美机误被国军飞机击落”这样的消息。

那么,杨惠敏有没有说过“美机误被国军飞机击落”这样的话呢?其实是说过的。据年国防部判决杨惠敏无罪的判决书,“被告杨惠敏,对于住在香港总督顾问罗四维家及相识敌宪兵队翻译王明川,在罗四维家聚餐时,曾谈及美机轰炸日本后,于回航途中误被我机击落之事,虽已一一承认,惟据辩称:‘我没有勾结罗四维、王明川,也没有供给他们情报,是吴季玉讲起飞机的事情,我也接着说的。我说这话并无故意泄漏军事机密的意思。’”国防部年宣布杨惠敏无罪的理由是:杨虽然说过“美机误被国军飞机击落”之言,但经向空军总司令部调查,当时并未发生“美机误被国军飞机击落”之事,“其所谈既不实在,又无泄漏军事机密之具体事实与意思,此外复无其它事证足资认定”,故无罪释放。(12)

值得一提的是,“误击美机”的事情可能没有发生,但将美机当作敌机,则确有其事。据杜立特回忆录,当杜立特接近跑道时,事实上看到了一排跑道灯,地面人员以为是日本飞机来轰炸,紧急将跑道灯关掉了。以至没有任何一架飞机能够顺利降落在跑道上。当衢州机场通讯管制官再次紧急打开跑道灯时,杜立特的飞机已迫降在稻田里十五分钟了。(13)参与此次营救工作的军统游击队,必然了解这段插曲。该插曲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形,被添油加错说成“美机误被国军飞机击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至于其成为日本方面的宣传材料,军统追查信息源头,何以最终定位到了杨惠敏处,资料有限,尚难以还原其具体过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杨惠敏承认他对罗四维和王明川说过“美机误被国军飞机击落”这样的话;军统重视此事,也在情理之中。

(5)胡蝶行李案被纳入到针对杨惠敏的讯问之中,所牵涉的不是“艳史”,而是国共斗争

综上,已廓清军统当局讯问杨惠敏关于“美军飞机”之事,并非是为戴笠讨好胡蝶打掩护。那么,军统又为什么要介入胡蝶的行李失踪案,并以之讯问杨惠敏呢?

地下党人黄慕兰的回忆,为解读此事提供了重要线索。前文曾提及,杨惠敏在香港营救各界人士的行动,受第七救济区主任陈志皋的领导。陈志皋是一位老地下党员。黄慕兰则是陈的妻子。据黄回忆:“(年)11月的时候,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已安全到达曲江。有一天,她突然前来找我们,说是她托交杨惠敏代为护运的大批‘行李’在途中不见了,……其实这些‘行李’之中,只有几件是真正的行李,绝大部分都是诸如后方紧缺昂贵的进口西药、化妆品等。”这次交涉,双方不欢而散。(14)

黄的这段回忆透露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1、胡蝶夫妇首次追查自己的行李的时间,是年11月,晚于杨惠敏被军统逮捕(9月);2、胡蝶的行李中,有很多“昂贵的进口西药”(一般据传言而为文史资料写回忆文章者,多声称胡蝶的行李主要是珠宝首饰之类——据负责“统战”胡蝶的日本人和久田幸助讲,胡的珠宝首饰黄金,都留在了香港。独黄慕兰提及西药,与之迥异),这是当时大后方急缺的东西,也是军统对外物资抢购的重要项目。考虑到胡蝶的丈夫潘有声后来在桂林、重庆,都曾经营药品生意,其回大陆的行李中有大量购自香港的药品,是毫不奇怪的。

稍后,黄慕兰、陈志皋被军统逮捕。“说是我们包庇杨惠敏,‘私通共产党的东江游击队’,抢劫了她的‘行李’。……这真是飞来横祸,天大的冤枉,而由此又‘追查’到志皋和我,更是意外之灾。但是事后仔细分析,却也并不奇怪,想必是我和志皋在曲江以振委会的名义做了许多有利于加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特别是军统特务们的注意和忌恨。”(15)作为回击,地下党人陈子涛,曾利用桂系媒体《广西日报》,刊文宣传是“CC特务杨慧敏”骗取了胡蝶的贵重衣物。(16)局外人也多有循相似路径猜测此事者。如年桂林曾传言胡蝶的衣服在市场出售,曹聚仁认为,“也可能是东江游击队托言被日军搜了去,实在是军中明分了运到桂林去卖的。”(17)

至于杨惠敏、赵乐天后来被戴笠关入渣滓洞看守所,其实是在执行军统的家规,进“中学”做“修养人”。军统惯将内部监狱称作学校,轻度违纪入“小学”(看守所);重度违纪入“中学”(渣滓洞、白公馆);特别严重者入“大学”(息烽监狱),毕业时间长短不同。赵被认定私自离职走私经商、杨被认定帮助赵走私且泄露军事机密,均属较严重的违纪,故进的是“中学”。这些被关进去的军统违纪人员,统称“修养人”,以区别于“政治犯”;彼此则互称“同志”,显示其仍是军统一员。不过,军统家规严厉,即便是余乐醒这样的元老,被认定违纪后入“中学”,也被关了两年之久才放出来。(18)杨惠敏、赵乐天被关押至抗战胜利,并非戴笠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针对。

简言之,胡蝶行李案之所以会引起军统的注意,杨惠敏之所以被讯问此事,在于其中牵涉到了国共问题;并没有戴笠针对胡蝶的个人因素在其中。杨惠敏被关押至抗战结束,也并非坊间传言的那般,是戴笠为了胡蝶而故意迫害她。

图:电影皇后”胡蝶

三、辟谣:胡蝶自香港回大陆后,从来没有被戴笠霸占过

(1)年5、6月份之前,胡蝶与全家人在一起,一直处于奔波状态,不可能存在“被戴笠霸占”的事情

坊间传言,戴笠趁着帮胡蝶寻找行李的机会,接近胡蝶并将之霸占。前文已述,军统介入胡蝶行李案,与传言中的“戴、胡艳史”无关。梳理胡蝶夫妇的行踪,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自-年,胡蝶一直正常活动,从未被戴笠“金屋藏娇”。

年8月,胡蝶全家北上,抵达曲江(韶关)。期间,胡蝶参与了当地体育运动会的剪彩仪式等诸多活动,报纸多有报道。“住了一年多”之后,因战火逼近曲江,胡蝶全家决定取道桂林前往重庆。抵达桂林后,本拟“可以住些日子”,因陋就简盖了房子,潘有声也与朋友组织公司,“经营药品、日用品维持家庭生计”。但日军即将入侵的消息日紧,全家又决定再迁重庆。(19)

胡蝶抵达重庆的时间,最早约是年5-6月间(以往各种胡蝶传记均声称胡蝶于年底抵达重庆,不确)。笔者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川黔公路线区司令部总务科上校科长高岳文的回忆。当时自桂林至重庆,须取道贵州独山。高于“年春夏间”奉命接任独山车站司令。期间,胡蝶夫妇曾前往求助高:

“又有一天,独山铁路宾馆,又摇来电话,询问笔者在否?说虞洽卿先生即刻前来拜访,笔者答应不敢当。不久,虞洽卿先生便率同女明星胡蝶女士与其丈夫潘有声先生,前呼后拥地乘小轿车来到我处相晤。虞已是七八十岁老人,很客气地与我握手寒暄后,并取出中央某大员介绍函请派二辆车,潘有声夫妇请派一辆车运其家属及行李。我又费了若干唇舌,结果是给他们两家共派一辆车,运费自理。他们表示感谢,实际也是很不高兴。……这般人都是由铁路运到独山后,无车去筑或渝,不得不放下架子来俯求于我。他们运不走的细软行李,可能会在独山损夫一些,但比起逃难平民来,又幸运多了。”(20)

高记得很清楚,他“抵达独山之初”,正值“长沙最后一次与日军会战失败”(笔者注:年6月19日长沙失陷)、“方先觉的四个师在衡阳阻击日军”(笔者注:此役始于年6月下旬)。胡蝶在回忆录里说,其自桂林前往重庆,原因是“战火不断蔓延,日寇南侵,我们又只得放弃刚刚盖起的居所”。所谓“日寇南侵”,显然正是指日寇南下攻击长沙。长沙失陷,则桂林门户大开,这是胡蝶必须前往重庆的原因。考虑到胡蝶自桂林动身时长沙尚未陷落,其最早于5、6月间抵达独山车站,并向高岳文求助,应当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判断。

也就是说,在年5、6月份之前,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戴笠霸占胡蝶”的事情。杨惠敏晚年说“当胡蝶小姐从惠州辗转到达重庆以后,她向军统局长戴笠将军报告和哭诉,硬说是我抢了她的行李”,只是一种想象。沈醉所谓的“从年以后,胡(蝶)便为他(戴笠)所占据,一直秘密住在他的城乡公馆内”,更完全是在信口开河。

(2)戴笠为胡蝶安排住房是正当义务;到重庆后,胡蝶仍自由出外景拍摄爱国影片,“金屋藏娇”之说很荒唐

抵达重庆后,戴笠与胡蝶的主要接触,是军统为胡蝶全家安排了住所。胡蝶自香港北归,乃军统争取所致,由军统安排住所,亦属正当义务。至于坊间传言戴为胡蝶置办公馆搞“金屋藏娇”,则纯属子虚乌有。因为即便戴笠有“金屋藏娇”之心,胡蝶也未曾给过他机会。

抵达重庆后不久,胡蝶即应中国电影制片厂之邀,参加电影《建国之路》的拍摄。《建国之路》由吴永刚导演,魏鹤龄和胡蝶分别担任男女主角。讲述的是国人为抗战胜利冒死修筑黔桂铁路的故事。胡蝶接下角色后,即与外景队出发前往广西一带拍摄外景。但影片最终没有拍成,胡蝶回忆:

“不料我们抵达桂林不久,正在公路上拍摄外景,就遇上日军最猛烈的湘桂公路总攻击,外景队仓皇撤退,器材在撤退中尽失,外景队人员挤入了盈千累万的难民群中,后面是炮火连天,四周是儿啼女号,寻爹叫娘。……我们沿着公路步行、坐车,脚底起满水泡,身上长满虱子,就这样仓皇回到重庆,《建国之路》的拍摄也自然中断,这是我唯一未拍完的电影。”(21)

胡蝶参与《建国之路》外景拍摄一事,留存有诸多材料,此不赘述。时间约在年8-10月份(日军年10月底进攻桂林城,其在湘桂公路发起攻击当稍早一些)。

也就是说,坊间传言,将戴笠为胡蝶安排住所一事,解读成戴笠“金屋藏娇”,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如果戴笠霸占了胡蝶“金屋藏娇”,何以胡蝶还能自由离开重庆,冒死去拍摄爱国影片?

另外,还有两点值得一提:1、“金屋藏娇”论的始作俑者沈醉,在描述戴笠为胡蝶建房时,曾提到:戴笠当时公开向四川军阀王陵基、和成跟行吴晋航、大同银行萧振瀛分别借用了地皮,房子就盖在王陵基、吴晋航、萧振瀛这些人的公馆附近。房子的位置和建造过程如此没有私密性,显然只是单纯为解决胡蝶的居住问题,而不是要“金屋藏娇”。2、潘有声以“战时货运局专员”身份经营日用品、医药用品及木材生意,往来于昆明、重庆,与他既往在曲江、桂林时期的商业内容大体相似;另潘在香港热衷赌马,损失极大,离港两年又没有什么进项,家庭财政已入困境,回重庆后找关系谋一“战时货运局专员”的差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能构成“戴笠霸占胡蝶”的证据。

谣言汹汹。但胡蝶晚年已然看淡,惟云:“关于(在重庆)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成了有确凿之据的事实,现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得上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22)

胡蝶去世快30年了。这场谣言,也该终结了。

图:抗战期间,戴笠(中)到前线视察防务

注释

①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P。②黄康永口述笔记,《军统兴衰实录:国民党将领的亲历回忆》,浙江大学出版社,,P。③杨惠敏,《八百壮士与我》,博爱出版社,。④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P04。⑤同上,P-。⑥杨惠敏,《八百壮士与我》,博爱出版社,。⑦同上。以下凡引自该书者,恕不另注。⑧和久田幸助,《梅兰芳与胡蝶战时在香港》,收录于《中国戏剧大师回忆录》,作家出版社,,P-。⑨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P。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罗集谊报告汪日活动情况致陈布雷函一组》,《民国档案》年第2期。(11)高伯雨,《听雨楼随笔6》,牛津出版社,,P13。(12)该判决书转引自杨惠敏,《八百壮士与我》。杨高度认同该判决书,“在我有生之年如此,将来在我临终之时,我在遗嘱中将嘱咐我的两个儿子必须将它永远保存”。该判决书其实很粗糙,内有“杨惠敏借住罗四维家,系在卅一年夏间,是年并无美机被迫降落之事”——杜立特轰炸队迫降浙江,即是在民国三十一年,岂能谓“是年并无美机被迫降落之事”?(13)傅中,《杜立德B-25轰炸东京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P27、P51。(14)黄慕兰,《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P-。(16)《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陈子涛》,收录于《桂东南英烈传第一辑》,玉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17)曹聚仁,《补记杨惠敏与胡蝶》,收录于《听涛室人物谭》。(18)厉华,《红岩档案解密》,中国青年出版社,,P24。(19)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P-。(20)高岳文,《黔南事变历见录》,收录于《粤桂黔滇抗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P-。(21)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回忆录》,文化艺术出版社,,P。(22)同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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