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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中國—四夷 本文的目的是探討漢唐間中國概念的變化，尤其集中在漢朝崩潰以後胡族建國運動所造成的影響，而歸結討論唐前期的帝國型態。希望能藉由本文進一步探討關於「歷史（上的）中國」的研究。 近年來有學者說唐朝是「拓跋國家」，即強調唐朝作為內亞政權及其非中國性，尤其在證明唐朝是由非漢民族所建構。本文並不直接採用此學說，但認為重新檢討唐王朝的中國性是有必要的，即使在東亞世界的學說中，也從來就認為唐朝是一個「世界帝國」，從未主張唐朝是漢民族政權。我乃藉「拓跋國家」的構想，重新探討唐帝國的性質，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前。 關於歷史中國的二個關鍵年代是西元前年與西元年，前者是秦朝的成立，後者是唐朝的成立。在這約八百四十年間。秦、漢共有約四百四十年，魏與西晉約一百年，五胡十六國時期約一百三十年，統一華北的北魏約一百年，北方再分裂為東魏、西魏與北齊、北周約五十年。年隋朝成立並支配統一的華北與塞北部分，年滅掉南方陳而再度統一中國。年唐取代隋。這八百多年間，秦漢占了一半以上。漢的四百多年的政治運作建立了此後歷史中國的制度。以下先簡略討論漢代的「天下—中國」制度的成立。 西漢前期的政體是沿襲秦制。秦始皇政權的成立，從「力」的面看，是以武力征服六國，其制度是郡縣制。所謂郡縣制是在新征服地設置軍事行政中心的郡，在郡內設置縣以安排住民。就「理」面來看，秦始皇政權採用戰國諸子百家的學說，宣告其政權所治理的區域是「天下」，而秦始皇是「天子」。只是秦始皇用了一套自身的學說去建構秦的「天下」、「天子」觀念與制度，又自稱是作為上帝的「皇帝」。 又就「利」面而言，秦國的強大，一如華北大國的趙與燕，是占領了塞北。本文所稱的塞北是指從西遼河地區往西，至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經過河套地區、鄂爾多斯高原，至陝西省北部，終於青康藏高原的東部。這個帶狀地帶是內陸歐亞大陸與東亞世界的交界地。其南境是華北北部，其北境是蒙古草原，其西境是河西走廊與雲貴高原。這個廣域是農牧混合區，或稱之為「農業＝農牧境界地帶」。戰國華北的諸政團侵入此區，在這裡設郡，並農業開墾。如燕國在遼地設有遼東郡、遼西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趙國在代地設置代郡、雁門郡、定襄郡、雲中郡、五原郡等；秦國設有隴西郡、北地郡、上郡。 劉邦在打敗項羽後，一度定洛陽為首都。但主要的謀臣勸都關中。《史記》記張良對於都關中的一段說詞。其中曰：「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這段史料非常清楚地說明關中的地利，而此地利是關中連接域外的經濟區。其中所謂「胡苑之利」在《史記》注釋書中多被解釋為胡人之地的馬苑，即養馬之地，其實就是華北連接塞北的畜牧區，在上郡、北地之北。用另一個說法，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因為連接域外，包括西邊以農業為主的「隴」，以及北邊以畜牧為主的地區，並有四川盆地。長安在政治地理的優勢正是處於連結各政治地理區網絡的樞紐，東邊連結中原，北邊與西邊連接塞外，南邊連漢中可以通長江流域。 再就理而言，當時政體理論是來自西元前第四世紀諸子百家的「天下國家」學說。扼要言之如下。人所存在的境界是一個宗教的世界，是天（上帝）所覆蓋的人間，即天下。由於天下是一個宗教的領域，天下以外被當成是未知也不想知道的領域。天下之內則由國所組成，國又由家所構成，於是有「天下—國—家」之說。家是一個君臣團體，諸家共建一國，天下則是由諸國所共構而成。不同於近代國家，國的地位並不平等。不平等又來自於二個體系。其一是諸國分為二類，一是「中國」，一是「四夷」。「中國」有複數之國，「四夷」亦然。其二，各國地位取決於國君的品階，如王、侯、邑君等。又，「中國」中一國君主因為得天命而擔任天子。天子的職責是「治天下」。這套理論也是「天下—中國」論，其核心的概念是「天子受天命居中國治天下」，我也稱之為「天下制度」。 這套「天下—中國」理論是戰國諸子百家根據過去歷史所建構的理論。中國作為概念是指「天下之中」，所以中國與天下是一組共存的概念。這組概念起源何時，我們只能憑藉文字記載斷為西周初年，雖然在此之前是肯定存在的。關於「中國」的形成，《史記》的這段記載雖然在史實上粗疏，但歷史像卻是正確的，如下：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 華北幾個強勢族群，因為長時期的互動，無論戰爭或和平，皆促成了聯盟的關係，於是在這幾個族群的接觸地帶，建立了政治聯盟的中心地。這個接觸地帶是「三河」，即今天的山西省南部、陝西省東部與河南省。唐人、殷人、周人是華北地區的三大族群。以「三河」的概念而論，唐人在山西省的黃河流域，殷人在河南省的黃河流域，周人則在渭水流域。若進一步將「三河王權」說套上史實，就是在新石器時代之後，尤其是距今五千年以後，中國大地上有星羅棋佈的人群。而在華北的中部地區成為諸族群的接觸地帶。強大的族權藉由在這個區域設立政治中心而與其他族群建立政治聯盟。這些政治中心就是《史記》所說的「都」。當周人在華北的霸權確立，即牧野之戰後，也必須在「三河」區域，即當時人認為的「天下之中」，建立周人的王者之都。於是，周武王決定在洛陽（雒邑）建立政治中心。這被認為是中國史所說的周公營建東都、成周或雒邑。周的以洛陽為都之事，其記載可見於先秦典籍，且此地被稱為「中國」。目前被認為最早出現「中國」一詞的史料是《尚書?梓材》。學者認為此文獻是周武王或成王時。若然，則中國一詞的出現當可追溯到周武王、成王時。近年來又有何尊銘文的印證，更使當代學者相信中國一詞淵源於西周前期。只是何尊中的「余其宅茲中國」之「中國」何解，學者間有所爭議。無論如何，此「中國」是指「天下之中」的地域。 西周初年「周公東征」將此三河王權的支配擴及山東半島。若我們以洛陽為中心，以宗周（西安）與臨淄（淄博）為邊緣畫一圓型，這個主要在華北的區域，即大抵是古代「中國」的領域。在西周，這個領域內的政權與周王權間發生政治關係，這種關係表現在朝貢與冊封。這些政權可稱之為中國同盟。 西元前第八世紀以後春秋時代見證了此「三河王權」的崩潰，動力來自於大國運動，結果有西元前第四世紀出現的「戰國七雄」。又諸大國經歷另一波互動而出現了另一階段的中國同盟。這個同盟被稱為天下。戰國時期伴隨「新王」運動，華北的學者們建構了「天下—中國」理論。這個新的王權理論以「三河王權」之一的周王權為正當性的理據，宣稱繼承周王權。但在實際上，其政治現實與規範已大不同於西周甚至春秋。就「天下」的政治空間而言，已擴及華中的諸大國，如楚、吳、越。而華北諸大國也向外征服塞北。當秦始皇征服了「六國」，所謂「四海一」，秦就宣稱「并天下」。而此「天下」包括了華北大國的燕、齊、韓、趙、魏與秦，以及華中的楚、吳、越，華南的越人所殖民的部分地區，以及塞北的華北大國曾設郡的地區。 秦及西漢都將「塞北＋華北＋華中＋華南」之「天下」設置郡縣（含郡國制），並以長安為政治中心。秦及西漢都持續對原有郡縣以外的政權用兵，將之收編為郡縣，當時稱作「置郡」，也就是成為天下之內的一國。這種對外動武的政策在西漢中期以後遇到實際上的困難，且隨著西漢中期開始的儒教運動，「天下—中國—四夷」的新制度也逐步成立。 西漢儒教運動有方方面面，其目的之一是建構戰國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所提出的天下政體，藉由宗教的理據以確認「天子受天命居中國治天下」，而天子就是漢皇帝。這也是禮制改革主軸之祭祀禮的目的。郊祀禮也達成另一目的，即長安就是「天中」，也就是「中國」之所在。 儒教運動作為一場政治鬥爭，其中一條路線是國體的選擇。最戲劇性的表現是這條有名的史料： （漢）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宣帝所強調的「漢家制度」的霸道是秦制，而王道是周制，即「德教」與「周政」。周制是前述的中國制度。從結果看，宣帝是過慮，因為即使儒教運動獲致成功，漢家制度仍是「霸王道雜之」。因為漢從未放棄郡縣制。但隨著儒教國家運動的成功，「周政」之天下學說詮釋並規範了郡縣制帝國，而根據經典詮釋創造了「中國—四夷」的新制度。 這個時期通過儒家經典詮釋所提出的「中國—四夷」制度解決了「天下＝郡縣」的難題。儒者依經典中的若干學說，將天下分為中國與四夷，且所謂「內中國，外夷狄」。這個學說確認目前郡縣所建構的範圍即「中國」，而其域外即四夷。東漢以後，從「省邊郡」政策開始，漢朝也運用這個理念不再將郡縣以外的政權編入郡縣，而是視為四夷的封國。東漢有四夷封國的制度，其君長的封號有國王、率眾王、歸義侯、邑君、邑長等。 中國—四夷的區分不是現狀事實的反映，而是建構與規範。儒教運動當然不是一個學術運動，而是統治階級所發動的新鬥爭。這個統治階級就是中國古代史所稱的地域性的豪族。他們藉由西漢中期所成立的選舉制度成為地域社會的統治者，進而是全帝國的高級官員。這些人以「中國人」標榜，更是「中國人」中的上層。他們宣稱自己是「大姓」、「著姓」或某氏。而其身分的高貴性又來自於其家是出自先秦華北大國的貴族。至於這些宣稱著姓的地方豪族是否真的是先秦貴族之後另當別論，這個制度本身強調了華北豪族的優越性與統治全帝國的正當性。東漢建國後將首都從長安遷往洛陽，就是明確宣告其政權的中國性。若就分析而言，這是戰國以來的華北大國貴族集團繼續強調其優越性。 又「四夷」也是一種建構與規範。這種「中國—四夷」觀只能存在於靜態的國際環境中，但移民帶來了各種動態的發展。秦與漢可以宣告天下的範圍，可以宣告中國與四夷的界線，卻不能阻止移民。西元前第五世紀以來歐亞大陸的新一階段經濟開發，尤其是農業化與畜牧化的突破進展，也同時帶動商業發展，更激發了移民現象。漢魏（西）晉五百年間，塞外之人移入塞北，塞北之人移入華北，華北之人移入華南，反向也很普遍。盛行的移民現象造成了地域社會極大的變貌。漢魏晉將境外移入中國之人以「四夷」之說規範，將這些移民視為外夷。作法之一是依四夷封國之制，授與這類郡縣域外而來的移民集團首長以率眾王、邑君等四夷君長頭銜，也視這類移民為居於郡縣內的自治團體。 這種中國境內的四夷身分也不是只來自於中國方面的定義，在塞北、華北地區，這類身分也來自於匈奴王權的作用。若我們說秦漢帝國的成立本身就是在中國與匈奴對抗的脈絡中是無誤的。這些原在匈奴領域中生存的人群即使在政治上反抗匈奴，在身分意識上仍認為己身是屬匈奴王權系統，即身分意識是「胡」，尤其是統治階級。這也表現在其君長自稱單于。另一方面漢朝也以「內附」或「內屬」定義這一類胡人政權，即一方面認為這類人是外夷或胡，其君長可以稱為匈奴系官稱的單于等，但又同時隸屬於中國朝廷。這種漢代以來的外來移民及其政團具有二元性，一，在政治上隸屬於中國，實際上是所在地的州郡；二，身分上是胡人。 對於中國政權的威脅也來自於塞北的變貌。這個地帶所出現的新政權將導致第四世紀前十年開始的「五胡亂華」運動，而這個運動將摧毀漢魏晉的天下政權。下一節繼續討論塞北政權的源起與變化。由於這個課題太大，非本文所能討論，只集中在探究其中的代地，因為這個區域與本文主題的拓跋直接相關。 二、塞北的崛起與代國成立 在約西元前第五世紀時，中國方面的紀錄出現了代國、代地。由於這不是一個領域國家，無法劃定其邊界。我們先定義此地在山西北部以至內蒙古的南部。關於代的紀錄多與趙襄子有關。《史記》多處記趙襄子之事，尤其在〈趙世家〉，時間在西元第五世紀後期，此地有「代王」。此史料可能是出自戰國時期趙國的政府檔案。「代」之稱的由來不明，肯定是趙國對此地政權與人群的稱呼法，又可能來自於當地人群的自稱。此「代王」政權在其初被視為戎狄，不使用漢字，代一詞也是趙人用漢字所記。「王」一稱則反映了該政權的性質與等級，即一個戰國大國性質的政權。 趙襄子是春秋晉國的趙氏的君長，在位是西元前第五世紀的中後期。根據《史記?趙世家》，趙人作為一個氏族是發跡於為周穆王駕馬，所以是在關隴擁有畜養馬技術的人群。趙武靈王（西元前-）「胡服騎射」是有名的典故，但這個新制度並不是偶然的轉換，趙人本來就是養馬之人，只是騎在馬背上是源自胡人的技術。 其後趙氏投靠晉，其根據地在今天的太原。趙氏積極向山西北方征服並移民。太原是當時中國聯盟的北境，其地以北是史料所說的戎狄。如《史記》曰：「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而《史記》未將代記入的原因是代地後來被納入中國的郡縣領域內。《史記》記代國為「子姓之國」。得姓者自是「中國」之人。但這也只是反映了漢朝的立場，不能視為代人的屬性。 對於代地的征服計畫出現在趙簡子時期（在位西元前-前）。《史記?趙世家》記趙簡子生病時作夢，夢的內容有「帝屬我一翟犬」。解夢者曰：「翟犬者代之先也」，故斷言「主君子且必有代。」代被稱為「翟」，即異族。「主君子」就是續任的趙襄子。作為史實，這個預言故事本身不可信，但它說明了趙襄子時征服北方為國策。《史記》也記晉國封太子伯魯之子周為「代成君」。可知在這個時期晉也將代視為其屬國並封統治家族成員為首長。 這個征服的過程一如先秦的封建，和戰兼行。《史記》記趙襄子姊為「代王夫人」。可證趙襄子家族與代王通婚。《史記》又記趙襄子娶空同氏。此空同氏當是在代地的氏族，《史記正義》認為是「西戎」。這層通婚關係也說明了即使代是異類人群，趙也藉由通婚等方式雙方締結為更大的政團。 又因為趙氏首長家與代王家之間的聯姻，趙襄子曾約代王在「夏屋」餐會。夏屋之地據《史記正義》在雁門關一線上。根據《史記》記載，趙簡子非常殘忍地殺死了代王及其從行者，因此「遂興兵平代地」。這件事非常戲劇化，若屬實，所謂「平代地」也只是在這裡建立了趙的軍事基地。《史記?匈奴傳》曰：「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句注即雁門關。由這條史料可以推知雁門關是趙氏與北方「胡貉」政權之代王的境界。雁門關一線作為胡漢的界線貫穿後代。趙在勢力大時也跨過此界線。史料中有西元前年「城平邑」的幾條紀錄。平邑鄰近今天的大同。 趙國對於代地的入侵的最高峰在趙武靈王。《史記》曰：「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這條史料也可以看出設郡的情況。今天的歷史地圖都將這些郡標示為一個領域，不盡正確。這條史料只能看出趙在打敗了林胡、樓煩後，築長城，從代至高闕，沿陰山置軍事要塞，即「郡」，有雲中、鴈門與代郡。依注解，高闕之地在朔方。其後我們所說的代地在中國部分主要就是雲中、雁門與代郡。秦始皇政權也接續趙國的遺緒在這裡設郡。 即使華北大國在此設郡，代仍是戰國的大國，雖然後世在談戰國時有時不列入。《史記?天官》有關於當時世界像的描述，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承續戰國諸子百家的知識革命，司馬遷已有 東亞與內陸亞洲的知識，雖然沒有這種說法。這段史料說「中國」在「四海內」的東南。這個領域始自秦始皇的統一。該史料說是秦併吞三晉（韓趙魏）與燕、代，可知代為大國，與三晉、燕並列，且屬中國。又所謂「河山以南」之「河山」，當指燕山、陰山與黃河所構築的一線。這也是漢人的「中國」與非「中國」之界線。這條界線之外之西北，則為胡、貉與月氏，即塞北的牧民、農民與中亞綠洲城市之民。 《史記?貨殖傳》對於代地有相當重要的評述。這段紀錄的目的在說明前述「三河」的中國核心區與週邊的經濟網路的連結。其中「北賈種、代」。〈食貨傳〉之文如下： 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 其文的重點之一在於該地軍事化較高，所謂「任俠為姦」、「慓悍」的實態就是軍事化集團普遍，這類集團因為中國對外戰爭而獲得很大的利益。這也說到這個區域內政團的自立性。代地是中國與胡的中間地帶，其人民為武裝集團，所謂「好氣、任俠」。「羯羠不均」當即「桀驁不馴」。此現象在「全晉」時已形成，自趙武靈王之後更是一般。文又曰：「不事農商」。不事農業是指這裡的人民非編戶之民的形態。而沒有商業則是指沒有商人，原因是「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即物資由中國朝廷提供，這裡的統治階級可以不用經過商人而得到物資。我們也可以推測代的人群單位是小群。這種軍事性的小群可以隨歷史機緣而與其上的大型政團結合，他們可以接納漢與匈奴，也可以接納其後的烏桓、鮮卑。 上引文中所謂「中國委輸」，可參考《史記》記李牧，曰：「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代鴈門」當是「代、鴈門」，這是二個郡，為趙國所立。「便宜置吏」是郡的狀態，因為是軍政管理，故便宜行事。郡向附近收「市租」。這些史實都可見郡是交易網絡的中心。而趙入侵這個地區的目的主要也在設置這種作為貿易聚點的郡以與附近人群進行商業，進而收經濟之利。 我們也不要高估了趙國的控制力。趙國與東胡競爭這個地帶。惠文王二十六年（前年），有「取東胡歐代地。」注解說是因東胡驅使代地人反趙，故趙國派兵取之。秦始皇政權成立，接收了其所征服的戰國大國的邊郡。包括了趙國所設的代郡、雁門郡與雲中郡。西元前年，秦軍攻陷趙國都城邯鄲，趙王被捕。趙國的都城所在的邯鄲城為秦之邯鄲郡。在邯鄲陷落後，趙國的公子嘉率領其政團逃往北方的代地，建立政權，《史記》稱之為「代王」。在此同時，秦國設置了代郡。秦末陳涉叛亂的紀錄記有趙國的復興運動，曰：「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可知趙之北有代國。 劉邦政權接續楚的諸王聯合體制，也置代國，其地是秦郡的雲中、雁門與代等三郡，可以說是復活了戰國的代國。只是此原三秦郡的北部其實是在匈奴控制下。西元前年的平城之圍事件，是匈奴攻占了代地，而與漢高祖所率的軍隊對峙於平城，即大同附近。漢朝軍隊的大本營在晉陽，即太原。這個事件可以看出平城作為二個帝國爭奪代地的樞紐地，以及太原作為漢帝國控制代地的前沿地的重鎮。也因為這個事件的影響，太原郡也一度被併入代國。在西元前年，代國的都城在太原。推其原因是北方匈奴的軍事威脅過大。西元前年，代國廢除，改置為郡。 總之，代作為一政治地理區源起於先秦內亞與東亞交界處塞北的發展。來自於趙國的政團與移民在此建國，主要從事農業，又有來自其他方面的人群，主要是牧民在此建國。這裡的人群單位是軍事性質強的小群。我們也可以推想這些出身不同的小群互相聯盟、通婚而有複雜的政治社會關係，也造成一定的地域自立性。西元前第三世紀後期以來，這裡北部受匈奴支配，南部受漢支配，軍事衝突不斷。若要界定代的地理範圍，東是張家口，西是呼和浩特，南至雁門關，北至漢長城一線，這可稱為「小代地」。而「大代地」則是南界延至太原，北則可以越過長城到蒙古草原南部。 三、拓跋氏的崛起 西元前第三世紀後期以來，漢與匈奴在塞北帶狀地帶激烈衝突。漢王權與匈奴王權分別屬於農業王權與游牧王權，二者間的衝突主要發生在這個農牧混合地帶。經歷了漢代的變化，塞北主要有三大地帶，即遼、代與涼。遼主要在今天遼寧省。涼在甘肅省。《漢書匈奴傳》有這樣的記載：「諸（匈奴）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文中說到上谷郡以東的遼地、上郡以西的涼（含隴）地以及中部的代地。其中代郡與雲中所在的代地直接面臨「單于庭」。 鮮卑的崛起開啟了新時代。至第二世紀，鮮卑在塞北取代了匈奴。紀錄上說年作為里程碑，鮮卑首長檀石槐統一了塞北大部分地區。但一方面，這也只是一種部落軍事聯盟。另一方面，即使鮮卑可以說是歷史上的民族，但不是近代型的民族（nation)，它是由多元與重層的人群團體所構成，而且在漫長的移民遷徙過程中，各集團都發展出其特殊性與自立性。也反覆歷史法則，大型王權會因地域性政權的自立性增強而分裂，檀石槐所創的鮮卑王權逐步崩壞，而大型王權的崩壞也同時意味著地域型政權的形成。 我們可以說鮮卑作為一族到各地建國，然而他們不是進入真空的地帶，大多數的地區是所謂匈奴故地。而匈奴故地所住的也不是作為單一民族的匈奴，皆有複數的族群。當鮮卑進入各地域，是創造了另一個重層與多元的地域社會。這樣的大型地域社會在塞北有三，即遼、代與涼。 移民與建國是二件事。我們無法確定鮮卑何時移入漢郡縣領域，若只是小群移入就不會被記錄下來。這些小群被漢朝依郡分類為遼東鮮卑、遼西鮮卑、代郡鮮卑、雁門鮮卑等。這類的蠻夷集團首長在特定的脈絡下當依東漢「四夷封國」之制授爵位。紀錄上看到西元45年有「鮮卑萬餘騎寇遼東」事件。這個事件的結果是遼東太守祭肜戰勝。四年後之西元49年，漢的紀錄有「始通譯使」。再五年後的西元54年，漢朝紀錄有「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史書說是「慕義內屬」，漢光武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所謂鮮卑大人應只是鮮卑較大政權的首長。當時鮮卑沒有統一政權，所以這些與漢朝廷交通的鮮卑首長只是鮮卑人所建的小型政權，大人之稱是漢朝用來定義這類外夷的豪酋。 東漢的政策是以郡或特設的職務如校尉、將軍管理特定地區內的鮮卑。如漢在上谷郡甯城設護都桓校尉，也兼約束鮮卑。《後漢書》記「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茘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茘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即約年，一位「鮮卑大人」名叫燕荔陽至洛陽「朝賀」，漢朝廷賜給王之印綬，並令該鮮卑受甯城護烏桓校尉監臨。並在護烏桓校尉設置鮮卑的「質館」。這個事實因為和林格爾壁畫墓中有甯城烏桓校尉巡守圖而得到證實。據分析，畫中的人物多烏桓與鮮卑之人。所謂籠絡，有二項政策。一是授與外夷首長以官爵。在此例中，沒有記燕荔陽所受王號為何，應是歸義王一類。二是通商。《漢書》有「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之說。撇開道德論述的外衣，它的確是觀察到所謂夷狄之人希望與中國通商以取得奢侈品。又「貪」之說只是敘述在交易沒有法則的情況下，對手總是想多得利。《後漢書》與和林格爾壁畫都可以看到「胡市」。《後漢書》又記有「南北兩部質館」。質館的詳情不明，但可以推測這是以質館之名，提供外夷領袖可以到漢郡縣城市居住，並進行貿易。 又有紀錄記西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眾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為率眾王，其至鞬為率眾侯，賜綵繒各有差。」鄧遵是度遼將軍，專責這個地區的鮮卑、烏桓事務。藉由度遼將軍的媒介，遼西等地的鮮卑首長得到漢的冊封與賞賜。 由於沒有正式的大型政治組織，個別鮮卑政團引發的動亂不斷發生。如年到年間，以鮮卑領袖其至鞬為首的叛亂。其大背景是羌亂。 其後，鮮卑領袖檀石槐建立了一個大型的鮮卑政權。其政治中心在今內蒙古的烏蘭察布，也一度在山西陽高縣以北。烏蘭察布南下接山西北部，與盛樂所在的呼和浩特是同一大地域社會，也是漢的雲中、代與雁門三郡的北方。西漢時，匈奴的中部單于庭設在此。檀石槐明顯的宣告繼承匈奴王權。在《後漢書》的記載中，記檀石槐父親投鹿侯曾在匈奴軍中三年。此「匈奴軍」是南匈奴。光武帝時期開始，漢遷匈奴於郡縣境內，主要在以五原（寧夏包頭）為政治中心的五原郡。我推測投鹿侯是前往單于庭服兵役。雖詳情無從而知，但可以推測檀石槐所率的政團是隸屬於匈奴，即其政治系統是屬匈奴王權。檀石槐王權是要從匈奴政團中脫離，但就王權系統而言卻是繼承了匈奴王權。 檀石槐建立了匈奴式的政治組織。如將所轄之地分東、中、西三部，下設三十六邑，從遼東到敦煌，設部落大人。這就是學者所說的部落軍事聯盟。又中國史書說，檀石槐不接受中國冊封。《後漢書》曰：「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此「王」爵當是東漢「四夷封國」制中的率眾王等，換言之，檀石槐不接受自己的政權是漢的四夷屬國。這應該是檀石槐自認為是匈奴王權的繼承者與塞外的主人，故不願意臣屬於漢。 這個鮮卑部落軍事聯盟的後續存廢，由於史料不足，論斷困難。年檀石槐死。鮮卑聯盟立刻中衰。其後有檀石槐的繼承者軻比能復興了鮮卑聯盟，時間在第三世紀的前期。推論鮮卑勢力一時中挫的原因有二。一是漢的邊郡勢力因為長期戰爭而增長。為了對抗這些邊境的外族，中國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政治動員，這些戰爭的動員創造了新的大型政治組織。這表現在州刺史權力的加大，而成為廣域的軍政首長，也且有自主性。這類邊境之州儼然就是東亞的一類大國。其首長刺史例帶使持節、都督與將軍號，實際上是自主之政治首長。對於域外的政權而言，當中國的邊郡或州強大，它們遇到了更強的敵人。第二世紀後期以來的幽州、并州與涼洲其實已是軍事性的中國邊境大國，其刺史如同大國的君長。第三世紀以後，曹魏更進一步使州刺史兼任監臨蠻夷官，也就是使郡縣系統的地方政府首長治理境內的胡漢二類人。如魏太和二年（）幽州刺史王雄并領護烏桓校尉。又西晉武帝時，張華為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等例。在第四世紀一零年代開始的「五胡亂華」以前的約一百年間，我們看到塞北的新興胡族政權一時間也隸屬於邊境之州，也一時間取得了邊境的安定。 檀石槐以來的鮮卑聯盟崩潰的原因之二是鮮卑各強大集團的自行建國。此處的所謂建國，是古代東亞歷史脈絡中的建國，即一個外來氏族成為該地域統治集團，但同時整合境內的複數的氏族。鮮卑的建國仍循此模式。拓跋、慕容、宇文等諸鮮卑政權皆如此。我們可以說拓跋國是鮮卑人的拓跋氏所建，但拓跋作為一國其人群是複雜的。其中拓跋所居之地是代，也如前文所討論，有多元、重層的人群。第三世紀更是人口劇烈移動時期。有太多證據可以證明漢人移入鮮卑之地，如有史料曰：「黃初二年，（軻）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烏桓人與鮮卑人的混合更早為學界所知。當時也有「胡父鮮卑母」之說。拓跋國在建國之初，就有「匈奴雜胡萬餘家」的紀錄。學者也考察過以平城為中心的代地的人群移入現象，顯示長期間這裡有從各地移入之人。 曹魏時依四夷封國爵制，任命鮮卑的領袖為王。如明帝時封歸泥「歸義王」，軻比能「附義王」，素利、彌加「歸義王」等。其事例多見《三國志?鮮卑傳》，不具引。 鮮卑中的拓跋氏移入代地恐怕要晚到西元年，就是曹魏的前期，首先出現的首長是力微。更正確的說應是代地很早就有鮮卑人移入，也有其他人群如烏桓。而作為統治氏族的拓跋氏則是較晚移入並在此地取得支配權。拓跋氏是從塞外由陰山北面南下進入代地。我們可以推想拓跋氏長時期居於所謂「匈奴故地」，是一個塞外性格很強的氏族。拓跋氏也應該沒有參加以檀石槐為首腦的部落軍事聯盟。無論如何，位在代地的拓跋政權的成立要遲至年。 拓跋氏在建國之初自身也是一個部落聯盟。《魏書?序紀》記西晉時，拓跋的領土以張家口為東界至河套的東部，分為三部，大約對應上谷郡北部、代郡北部與雲中郡北部並連接三地以北之塞外。其中西部之首長為猗盧，都城是盛樂即呼和浩特，其後北魏皇室是傳承自猗盧。〈序紀〉說此時「自始祖以來，與晉和好」。由於這是出自《魏書》的紀錄，反映魏的立場，一些表現不可盡信。〈序紀〉想表現魏與晉的正統傳承，所以強調魏與晉的「和好」。事實應是在此時拓跋所占領之地之上谷郡、代郡，雲中郡北部實際上已不是西晉所能控制之區域，這種狀態不是始自拓跋氏興起，可上溯至曹魏時鮮卑已控制此區，而西晉也放任拓跋占領此區。此謂之二者「和好」。 〈序記〉又記年「晉假桓帝（猗?）大單于」，年則是「晉懷帝進帝（猗盧）大單于」。《晉書》則有「單于猗?」的記載。無論大單于或單于，也無論是否得自晉帝所授，這個階段的拓跋首長自稱單于。漢魏之際的第三世紀前期，一些起事的胡人領袖也自認其政權是屬於匈奴王權系統，故自稱單于，中國（漢魏）朝廷也順勢冊封他們單于號。如漢末、三國時期，烏桓領袖皆自稱單于，也得到中國朝廷的認可。在「五胡亂華」時期，起事的胡人領袖多自稱單于，表示自己屬於匈奴系統的王權。 拓跋猗盧執政時是進入了「五胡亂華」時期。〈序紀〉記猗盧政權入侵晉郡縣領域，紀錄中有掠奪并州人口，所謂「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這是將晉郡縣內的「雜胡」強制移居入拓跋所轄的雲中等地。〈序記〉又說猗盧「夾道立碣，與晉分界」。立界碑之舉當是猗盧視己國是晉（中國）域外之國。 〈序紀〉又說：「（穆帝）八年（），晉愍帝進帝為代王」。在此之前，〈序紀〉記晉帝授猗盧「代公」。這段紀錄使史家多主張西晉曾冊封猗盧為「代國王」，而猗盧因此建代國。這種學說不是起自現代史家，《資治通鑑》將猗盧以下的拓跋君主皆稱為「代王」。然而，猗盧建代國之說是不確的。此類代王、代公，全稱是代郡王、代郡公。《晉書》就記并州刺史劉琨表猗盧為「代郡公」。晉並未封拓跋首長「國王」。且這類的郡公以至國王之爵，是所謂內爵，其形態是一種封建爵制。漢代以來，這種爵制不是用來授與封國君長用，而是表明官員的身分制。漢代授與高級官員這類內爵，如國王、郡王、郡公等。這類內爵具有中國性，並不頒給四夷君長。四夷君長適用四夷封國的爵制。永嘉亂後，晉朝廷開始將這類內爵授與四夷君長。如慕容氏首長慕容廆被授與「遼東郡公」。這是一種內爵，我們不會因此說慕容廆創立了遼東國，史料中也不見慕容氏自稱遼東國，也因為其國是燕。更何況遼東是屬晉的郡縣領域，即使在此時（東）晉已喪失了對遼東的支配權。猗盧所受的代公與代王是代郡公與代郡王。在制度上，代郡是屬晉的郡縣領域內，其爵名可以授人，但不可能以領地的形式授與外夷而作為其本國的王爵。 這類內爵制度規定食封之制，即受封之地的若干民戶依規定將賦役交給受封者。史料記載猗盧被任命為代王，可「食代、常二郡」。又《魏書?序紀》記猗盧受封為代公，但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向并州刺史劉琨要求「句注陘北之地」，此地即句注陘、雁門關一線以北。結果劉琨為了與拓跋結盟，將長城以南雁門關以北的馬邑等五縣（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授與拓跋，只是該地的原居民被劉琨遷走，而拓跋遷入北方的人民，史料中說有「十萬家」。我們可以推測這個交易應該成立。其後，晉帝再授與猗盧代（郡）王。也藉由藉這個冊封形式所進行的交易，拓跋氏對中國的征服被視為「內附」。戰亂期間，諸多史實難徵，但可以確定的是，永嘉之亂後拓跋的勢力到了雁門關一線。 永嘉之亂以後，四夷首長被封內爵之例普遍。我舉數例以概其餘。如羌人領袖之姚弋仲為「扶風公」。氏人領袖苻洪為「略陽公」。夏國的建國者赫連勃勃的曾祖父被被封為樓煩公。匈奴族沮渠蒙遜曾被任命為張掖公等。這類爵號都是內爵。封郡公是當時對於外夷領袖的慣例。又如西晉末年，鮮卑段部領袖務勿塵為幽州刺史王浚向朝廷封為「遼西公」，即遼西郡公。此例與劉琨推薦猗盧為代公的情形同。 年拓跋君長拓跋珪即位代國王。在此之前拓跋政權是否是代國？沒有理據可以證明此拓跋國稱為代國。在拓跋珪之前，拓跋是一個「塞北＋塞外」的政權，依當時國名的原理，不會使用一個（戰國）中國的大國之名。而且這個政權在多處以匈奴繼承者自居，在年之前應自認為是非中國的政權，也不需要漢字的國名。但我們也可以推論，年的冊封代王之事對於拓跋統治集團是重大事件，也成為歷史記憶。年的稱代王事件肯定與此歷史記憶有關，如後所論。 四、北魏型帝國及其遺緒 自「五胡亂華」以來，一種新的政體取代了漢的中國制度。 以西元年「永嘉之亂」為指標的「五胡亂華」是終結了漢帝國及其後繼者魏與西晉的政體。我們可以說是中華古代帝國的結束。接下來的華北是「五胡十六國」時代。首先起事者是匈奴，且消滅了洛陽的晉朝廷。東晉朝廷在今天南京的成立可以說是一場「移國」運動的結果。華北的「中國」政團，包含官員與漢人豪族隨晉朝廷移入華中以至華南。這使得華北的大規模漢人政團幾乎不存在。因此接下來的近三百年華北是胡人的天下。 華北晉朝的快速垮台，促成了羯胡的起事。羯胡是以小群的方式居住在華北，尤其是在山西、河北。羯胡領袖石勒奪取匈奴政權成為新的華北霸主。其後又有冉閔政權的插曲。《晉書》記載了一段慕容儁說冉閔是「奴僕稱天子」。的確，石勒與冉閔所掀起來的革命有濃厚的階級色彩，是胡人與漢人的下層人民的造反。冉閔政權的年也作為「五胡十六國」的分界，其後勝出的將是華北的強大胡人政團，有西方的氐、羌，與東方的鮮卑。華北一度為苻堅所領導的氐人政權所統一，國號是秦。年淝水之戰後，華北再度分裂，至年拓跋魏的再統一。在這四十多年的後苻堅時代，慕容燕控制華北東部，苻秦的政團控制華北西部。華北政局是呈現地域性胡人政權分立的狀態。 劉淵的匈奴集團革命所推行的是胡漢聯合政體，或說是「漢—匈奴」雙聯王權，也是一種「塞北＋華北」型的王權。這個新政體為所有的五胡國家所採用。一方面，統治集團宣告自國是中國，國號是中國王權系統的漢、趙、燕、秦、魏等，其統治者也延襲漢制稱皇帝、天子。另一方面，其君長也自認為是境內胡人最高君長，故稱天王、大單于。「皇帝—大單于（天王）」的雙重身分也表示該君長可以同時支配境內的胡漢之人。 在支配胡人方面，有「六夷」制度，此制度是「大單于—左右賢王—左右輔—六夷」的一環。雖然確定「六夷」為何不易，有所論爭，但總包括我們所說的五胡之匈奴、羯、氐、羌、鮮卑等。此六夷之人各設君長，而統合於大單于。自劉淵、劉曜的匈奴起事以來，這場胡族國家的建構運動就在意整合境內的諸胡人，如前所謂「六夷」。匈奴所建前趙、羯胡所建之後趙所建的「六夷」制度都起了動員中國邊境內外胡人的作用，使胡人得以組織化。年後一波波胡人建國的動力也來自於此。 「五胡亂華」之後，拓跋也向其南方之山西北部拓展勢力，得到了雁門關以北之地。但其繼續擴張卻遇到了匈奴。拓跋與匈奴國之夏在河套一帶爭戰，拓跋雖占上風，但也被阻絕勢力擴張。東邊則受阻於慕容燕。這段歷史已被學者解明，我不多論。但可檢討的是拓跋君長什翼犍在繁畤即位建年號之事。這年是年。《資治通鑑》記「什翼犍即代王位於繁畤北，改元曰建國。」這是該書作者想當然耳的記上「即代王位」。《魏書》只記「帝即位於繁畤之北，…稱建國元年。」《資治通鑑》作者對於這段《魏書》記載所作的研究而加上了即代王位是錯誤的。其後的學者多依《資治通鑑》之說。 年淝水戰後，北方再度陷入胡族建國運動的狂潮。在約十年間有鮮卑系的後燕、西燕、後秦、西秦、後涼等政權的成立。九十年代後期起有南燕、南涼、北涼、西涼的建國。拓跋氏的建國也是其一。在這股建國運動中，我們看到許多邊境上的胡人政權依例使用了中國的大國國名，如燕、秦、涼等。我們可以將胡人建國運動想像成波汶式的發生，從第四世紀的前十年匈奴在華北中部扔下了第一顆石頭開始。所謂建國，是指建立中國式的政權。華北東部以慕容氏為主的鮮卑，以及西部以苻氏為主的氐羌都展開建國運動，並將此波浪推向了更外圍的東北部的遼、代、與涼。在遼有北燕，涼地有諸涼國，包括較近關中的有西秦。這種邊境建國運動可以再加上河套的夏。此外是代地的拓跋。 這種王權波汶式的推進力也來自國際關係的壓力。當時胡族國家並立爭雄，國際地位至為重要，而國際地位則決定於該國君與中國天子的關係。《魏書》記一段拓跋與慕容燕外交上的故事。拓跋珪命拓跋儀與後燕交涉，後燕君主慕容垂視拓跋為其下國，故質疑為什麼拓跋珪不親自來朝，拓跋儀有這一段話：「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為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這段話反映了在拓跋珪時代因為與華北諸國的交涉，在國際關係的壓力下，拓跋政權要求平等，其方法是訴諸歷史上拓跋君長曾受中國（晉）天子冊封為王，故其國也是上國，與燕是「兄弟」關係。即使我們不認為在這段期間代是拓跋政權的國名，可是在必要的時候拓跋氏的官員仍訴諸自國君主曾受中國天子封為代王。 年正月，拓跋珪在牛川（山西省大同市附近）即拓跋首長之位。據《魏書》曰：「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同書〈禮志〉又說了一遍此事件。《魏書》又記同年「夏四月，改稱魏王」。即在約三個月之內，國號由代改為魏。定國號決非輕易之舉，為什麼在短期內發生這麼大的變化？由於沒有直接的證據，我根據相關史料，作以下的推論。 登國元年四月稱魏王一事當是確實的。這是典型的「五胡十六國」模式的建國方式，即胡人政團以中國之大國為國名，其君長自稱為王，其後再依條件自稱為皇帝、天子。拓跋珪是在年開始自稱皇帝。 年，是「登國」後的十二年。拓跋氏的朝廷展開一場議國號的政治運動。當時有官員希望國號由魏改為代。《魏書》的記載如下： 羣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為號。自漢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世相承，啟基雲代。臣等以為若取長遠，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由該史料可知，當時的國號是魏，而「群臣」想改成代。我們無法知道「群臣」的組成，至少可以知道是為數眾多的高級官員。二派主張者都採用了儒教王權的天下理論。又主張代者沒有提及代之國號與當年晉朝廷冊封代王的關聯性，可見代的主張也與此無關。主張代者認為其自國是「天下」之內的一國，依天下理論，國名來自起源地，既然該自國「啟基雲代」，就應該取國名為代。 主張魏者則認為其自國源自中國（九州、諸華、中土）之外部，是非中國的政權。但因緣際會征服了中國。換言之，拓跋之自國不是出自中國之內的代地，所以不應以代為國名。故應該延續「先號」之魏。 「詔曰」為魏之國號辯解，但語意曖昧，難明之處甚多。可以確知的是，拓跋氏自認為是中國的域外政權，強調其非中國性，如云「民俗雖殊」，而對中國是一種征服，如云「掃平中土」。至於這樣一個征服政權為什麼要使用中國的大國之號的魏，在此詔書中無解。 而在這場辯論中，崔宏的意見可以說是補充了詔書中沒有說明的部分，即為什麼國號是魏。《魏書》記載其議論為： 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強楚，故遂以漢為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太祖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 崔宏先肯定國名來自起源地說，呼應主張代者的國名理由。又說拓跋源於「北方廣漠之土」，這是暗指拓跋政權過去不屬於中國，所以代也不是國家起源地。崔宏也強調了「受命」、「有德」與「革命」等儒教王權理論，主張拓跋氏雖非中國之人，但因受命而可為中國之天子。取名為魏是因為根據儒教王權的分野說，當時的天命轉移至魏之分野，故受命之天子應以魏為國名。總之，崔宏以「革命」的理論，即天子受天命之原則，婉轉的確認了「中國」之外的外夷之君亦可為天子。 崔浩的議論中出現「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因為這是《魏書》的紀錄，反映了紀錄的一致性。但也讓我們推論「改代曰魏」是史實。因此我們可以再一次推論，拓跋珪在年一月即拓跋君長位時，其實沒有使用漢字國號，而記錄者在只能使用漢文的條件下記下了登代王位之說，因為拓跋君長曾得到這個漢字的王號。但拓跋珪登基後，其統治集團立刻決定採取了五胡十六國式的國名，即魏。 從議國號可以看到拓跋氏政權本身對於政體性質的鬥爭。無論主張代或魏，都是拓跋氏政權的大轉向，將自身中國王權化。只不過主張代者，是延續「十六國」型政權的理念。所謂十六國型，是胡族政團首長同時為中國與胡兩個政治系統的最高領導人，即位過程是以（大）單于身分先登上「天王」之位，再即位為皇帝。主張魏者則是要改變「十六國」的型態，而成立本文所說的北魏型。「詔」主張國號為魏的理由不易捉摸，但對其政權取得的說明卻非常清楚。「詔」主張原「中國」域外的藩夷之國的君主可以入主「中國」而支配「天下」。依據「天下中國」說，天子的首要條件是「德」。有德者始可為治天下之天子。「詔」中不言自明的是拓跋氏君主有德。且如今，拓跋政權征服了「中土」，此「中土」當指以華北為中心之地，既然是支配「中土」，自是「中國」政權，故國號宜用「中國」之國號，定為魏。 這場國號之爭的諸線索多遺失了，但我們仍可以觀察到它是二個政團之爭，也注意其變化。在拓跋珪時代，主張代者是持「五胡十六國」理念，即認為其建國是在中國的胡人在中國建國。主張魏者是認為拓跋之國是在中國域外支配中國，也就是主張自國的性質是塞外的王權。但隨著北魏的強大，尤其是定國號為魏後約四十年統一華北，無論是主客觀的情勢都使北魏進一步的中國化，其所自稱之魏成為華北大國之稱。另一方面，代反而是表示塞北。有許多證據反映在北魏有官員自稱其國為代、大代，如一些墓誌銘所示。 這個鬥爭在孝文帝之後更為明顯與激烈。孝文帝採行激烈的中國化政策，進而將首都「從平城到洛陽」。於是形成南北二派的鬥爭，也可以稱為塞北派與華北派的鬥爭。塞北派在史學界也多稱為「代人」集團。華北派的核心是「洛陽公卿」，或稱洛陽權貴集團。華北派主張北魏是「中國」，是要建立「塞北＋華北＋華中＋華南」的政權，而當時實際的作法是征服南朝政權。相對之下，塞北派要建立「塞外＋塞北＋華北」的政權。而華北派要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國」為核心區，塞北派則以平城（大同）為中心，並以其北到「六鎮」，其南到太原一線為軸心而形成的區域為核心區。這個代人集團的特色是與內亞諸政權的交涉。 年，「六鎮之亂」發生。所謂「六鎮之亂」是這二元帝國的南北戰爭。結局是塞北派獲勝。於是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分別由高歡及宇文泰所主導。而他們二人都出自尒朱榮集團，尒朱榮集團是代人集團。高歡與宇文泰都屬代人集團無疑。 史學界對於宇文氏的西魏、北周政權有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我們可以作一些綜合性的結論。宇文氏政權是由代人集團為主體，尤其是北鎮的軍人。通整個西魏、北周，此代人集團一直居於支配者的地位。相對之下，洛陽權貴集團在政治界居於下風。但另一方面，或許是「河陰之難」作為鉅大的衝擊，對於宇文泰而言，他決心建立新的政體。他的最大的挑戰在於反省北魏孝文帝漢化的缺失，嘗試如何建立非漢朝模式的新政體。結果是宣告要依《周禮》建立新的政體。但這個新政體運動因為隋的成立而終止。 五、作為拓跋國家的唐 楊堅一即位，隋朝初立（），就宣告隋的立國政策是「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不論歷史的偶然或必然，這是關於中國制度歷史的關鍵性宣告。它扭轉了「六鎮之亂」以來對於北魏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否定路線，也就是宣告新政權將傳承「漢天下」。 論及楊堅的出身，學者多說是屬關隴集團，此無疑義。也有學者說他屬武川鎮軍閥。的確，楊堅之父楊忠出生於武川鎮。我們亦可將楊忠歸類為代人。至於爭論楊忠是胡人或漢人的意義則不大。代人多是各族群通婚混血而來。但對於楊忠而言，其政治派系是屬於北魏孝武帝，而非北鎮軍人的宇文泰。因此楊忠在北周的政治黨派上屬孝武帝派，亦即洛陽權貴。楊堅的奪權可以視為北周時期代人集團與洛陽權貴集團的鬥爭而後者脫穎而出。 楊堅承北周武帝所立下的政治規模，整軍經武揮進南下消滅了陳，時間是年，於是中國在永嘉之亂的約二百八十年後，再度統一，也再出現漢朝模式的「塞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帝國。而隋朝不到四十年就滅亡，在諸多原因中，其中之一是延續了北魏以來的南北鬥爭，北派仍以代人為主，南派則是以中國制度的實現為理想。繼任的隋煬帝實行更激烈的中國化政策，表現在他將首都從長安遷到洛陽。隋煬帝理想的中國無疑是以東漢中國為模範。其後因為政局變動與集團鬥爭，使得隋煬帝的治國理念更傾向繼承南朝，這也更進一步加深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對抗。而在當時，隋的軍事力仍掌握在一批以代人為首的軍閥手中。隋末大亂中，收拾殘局的將是這一批代人的軍閥，於是有唐的開國。西元年，李淵政團推翻了隋朝，李淵在長安稱帝。 有關李淵、李世民的出身，史學界已有很多討論。李唐皇室自稱隴西李氏，很早就有學者認為李氏是河西走廊的中亞系之人。其可能性是不低的。但至少就其自稱隴西李氏，而隴西李氏作為一個「中國」的門第而言，李氏自我認為是中國人無疑。李唐的祖先在「十六國」時期是以這個地區的中國門第的身分活動於隴西、涼之地，而作為這裡的諸涼國政權的統治集團成員。由於諸涼國政權的地理位置與政權性質，李氏政團以河西走廊為節點而與內亞諸政權有交通。李淵之祖父李虎屬北魏賀拔岳集團。賀拔岳是北魏後期代人集團的領袖，更是所謂「武川鎮軍閥」的主要領袖，宇文泰也是屬於其政團。由此可知李氏與代人集團的密切關係。在北魏後期的政爭中，李虎也屬於武川鎮軍閥，可歸類為代人集團。李虎其後屬宇文泰集團，是西魏的「八柱國」之一，其家族與政團是北周的統治階級。至於學者辯論李氏是否為鮮卑人，其實沒有太大的歷史意義。若從通婚混血來看，李氏當然有很大的鮮卑成分，只是鮮卑本身就是諸族群混血而成的族群。 以上其實是中國史常識。我再次重建這段史實，所要強調的是，作為唐皇室的李氏在「十六國」以來的歷史脈絡。李氏是河西走廊的涼國的統治階級，在北魏的再次活躍是因為屬於賀拔岳的「武川鎮軍閥」，其後再歸宇文泰政團。若我們說李氏是塞北人，且是塞北的中國人，其政治舞台一直是塞北的政團，當屬無誤。 唐朝肇建的直接關鍵來自於李淵在隋末大亂時是鎮守太原。關於李淵的「太原起兵」與所謂「元從功臣」集團有不少研究。本文再追論這個事實的重要性。 太原在這個時期多稱晉陽，而晉陽在中國中古時期是軍事重鎮，北朝時期更稱「霸府」，是當時政權必要控制之地。其原因如本文所論，太原可以說是「大代地」的南端，是「中國」（陝西東部、山西南部與河南省）與塞北（主要是代）的網絡的樞紐。太原往北連接大同（平城），再往北連接呼和浩特（盛樂），再北的武川鎮是呼和浩特地域社會的北方關卡。自漢代以來，河東就是出武人的地方。其原因是這裡的北方是漢代邊郡所在，即本文所說塞北地區，其後也稱代地，其人民的軍事化程度高。魏晉以來由於胡族遷入更是如此。 李淵襲封唐國公。唐國公是一封建爵制。但依中古冊封體制的慣例，所封之地多表示與該地的淵源。我們可以推想李氏與唐國的關係。關於唐國，《通典》有如下記載： （後漢）靈帝時，羌胡大擾，定襄、雲中等郡，並流徙分散。獻帝時，省入冀州。魏文帝復置并州，自陘領以北並棄之。（注，今雁門郡及以北之地悉棄之。）至晉，亦置并州。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為劉元海所有。?今之晉州，古唐國也。?叔虞子燮改為晉侯。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晉、大鹵、太原、大夏、夏靈、晉陽六名，其實一也。?高祖匡隋室，起義兵。?。 根據杜佑之說，唐國即并州，也就是太原及其附近。無論這是否是正確的古史，唐人是作如此觀。由此可推論，李淵在隋末大亂出任太原的軍政首長，無論是得到隋煬帝朝廷的付託，或者是李淵在大亂中回防其根據，都可以推論太原是其政團的根據地。而此根據地的重要性是連結其北方的代地，其地在唐代也被稱為代北。 唐朝繼承隋朝，尤其是隋文帝的政策，所以自認為是「中國」政權無疑。這種證據容易在史籍中找到，我只舉一例。如《舊唐書》記唐太宗貞觀九年九月的一分詔書曰： 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軒轅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召，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遺中國生民塗炭於寇手。 這段詔書文字除了言及中國，也論述了正統朝代，可知所謂中國是指黃帝、周、漢、晉至隋的正統政權，唐當然也是。至於這個中國是皇帝制度「天下—中國」中的中國，也無庸再論。 唐朝自身稱中國，歷史學家當然也應認為它是中國。只是漢唐之間，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其中之一是塞北成為內亞、東亞的政治核心區。今天遼寧省的朝陽、呼和浩特與甘肅省的武威都是廣域的政治中心。朝陽連繫中國東北與內蒙東部，這個區域將出現契丹、女真等大型王權。呼和浩特連繫北亞的游牧政權。而武威連繫中亞的綠洲國家。以洛陽為中心點的「中國」則利用北京、太原與長安作為節點，分別連結朝陽、呼和浩特與武威。唐朝立國又將首都遷回長安，而洛陽只是陪都，顯示唐政權仍將其政治核心地置於塞北，且重在控制塞外之內亞。 唐皇室的李氏政團在其歷史發展中，與內亞諸族群與政團有聯繫。近年來陸續出土的唐太宗昭陵十四國酋長像，銘文顯示這些政權是突厥、薛延陀、吐谷渾、高昌、龜茲、于闐、焉耆、吐蕃、林邑、婆羅門與新羅等。此昭陵前的諸國首長像反映了唐皇室作為一個政團與內亞為主的諸政權的關聯性。這些國包括內亞游牧政權、中亞綠洲國家、中南半島印度化國家、朝鮮半島南部強國以及新興起的青康藏高原上的政權。既然這些國的君長被唐朝認為是來朝拜中國天子，當然是天下的成員國。但這種天下像已不是漢魏晉的冊封體制或漢代模式的天下學說可以說明的。唐太宗時的「皇帝?天可汗」制度就是在這個歷史脈絡下所創造的新的天下制度。下文會有討論。 六、作為雙聯王權的天可汗制度 天可汗課題的受重視無疑的出自近代民族主義史學的立場，故學者頌揚此制，以示歷史中國能夠稱霸東亞。若進一步追究，強調強大的唐朝不是始於近代的中國史研究，在唐朝中期以後，唐代士人就謳歌唐太宗時的國威。天可汗研究的史料之一是柳宗元所寫的「唐鐃歌鼓吹曲?高昌」詩。其詩中之句： 麴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我國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與軀。 這是描述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唐朝征服高昌的戰事。這是為政治目的所寫的應酬詩，其實史料價值低，只能反映唐中期人的觀念。這首詩將唐太宗擁有天可汗之號理解為既有天下理論中的「中國—蠻夷」秩序的一部分。即唐人藉由天可汗尊號的事實以詮釋新的天下秩序，並將內亞游牧國家置於中國天子所支配的蠻夷區域。這個觀點也被延續至今。這也是宋人的觀點。如《新唐書?北狄傳》贊所說： 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 這就是藉天可汗事實所形塑的唐朝神話。即唐朝因為國力強大，當時中國王權所知道的領域都成為中國天子治理的領域，中國天子（皇帝）以「天可汗」的名義支配了中國之域外。其中說到蠻夷君長如何服從唐朝，誇大到不能認為是史實。但問題不在誇大了唐朝的霸權，這在皇帝制度論述中也習以為常。問題點在於中國域外的人群都尊唐天子為「天可汗」而接受其支配。我們不要忘了漢代皇帝制度的天下理論本來就主張「天子治天下」，雖然這是應然，但也經常被有意無意的描述成實然。因此，四夷接受中國天子不需要因為天可汗制度。而且我們也要注意到唐人、宋人的這套論述下的天可汗只是一種中國天子的尊號。若天可汗只是唐皇帝的尊號，而制度仍是「天下—中國—四夷」，其實意義不大。 這種宋人的天可汗觀，也是今天許多研究的見解。即天可汗是中國天子的尊號，施用於四夷，以彰顯中國天子對域外人群的霸權。然而這樣的見解的錯誤在於誤信皇帝制度的天下理論，而無法認識當時客觀存在的政治領域。領域之一是東亞世界，即漢代以來的「中國」所控制的郡縣與冊封體制施用的對象國。另一個領域可以稱為內亞世界。在第六世紀以後，東亞與內陸亞洲的局勢發生很大的變化。在內陸亞洲部分，有突厥帝國的形成，中亞（西域）的綠州國家也整合與壯大，如高昌國、焉耆國、龜茲國、疏勒國、于闐國等。又有粟特人與鄯善人在這裡的城市中活躍，也造成這些城市的繁榮。粟特人社群的網絡也連結到華北。這裡也出現了一批印歐語系之人與政權。這些人群與政權都不在原有的中國王權的天下理論中，即使中國的天下理論可以漠然的將之視為四夷。但是實際上，這個時期的行動者可以區別出二個不同的世界。「皇帝?天可汗」制度是對應中國王權所面的二個世界。 回到唐太宗接受天可汗尊號事件的紀錄。關於這個事件的記載是問題重重。其中一條史料是杜佑《通典》記載： 大唐貞觀中，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百二十餘萬口時諸蕃君長詣闕頓顙，請太宗為天可汗。制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臨統四夷，自此始也。 另一條是《舊唐書?太宗本紀》曰： （貞觀）四年春正月乙亥，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大破突厥。?夏四月丁酉，御順天門，軍吏執頡利以獻捷。自是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為天可汗，於是降璽書，冊命其君長，則兼稱之。 論者一般根據《舊唐書》，認為上天可汗尊號作為一個事件，是發生在貞觀四年打敗東突厥之後。《舊唐書》也很籠統的說「自是」、「咸請」，時間、人物也都不明。《通典》則記為「貞觀中」。《通典》更戲劇化，說當時諸蕃君長「詣闕頓顙」，請唐太宗為天可汗。「蕃」、「蕃君長」是一法定名詞，不可以輕易看過。《通典》有「蕃國」之說，蕃國理當是冊封或朝貢之國。又如《大唐開元禮》有「蕃主」、「蕃國」之說。所以所謂「蕃君長」是指中國王權所屬法定的蕃夷君長。這場政治表演，非常戲劇化，但也是基於制度的原理，其制度是蕃國之制。不管是否有一場政治大戲，這些在宮門外跪拜的君長必須先名列唐朝的蕃國的名籍。這些蕃國君主照理說本是唐朝的蕃國，本來就是接受唐朝的冊封與管理。若是如此，請為天可汗的意義何在？而且留意《通典》與《舊唐書》的記載差異，《舊唐書》是說「上尊號」，而《通典》沒有「上尊號」的記載。 《通典》又記唐太宗的「制」。由此判斷，「上尊號」之說只能說是《舊唐書》作者的解釋，但這是錯的。《舊唐書》也不是單純的犯錯，而是將後代人們對於天可汗的認識，加諸這次唐太宗的天可汗事件。 《通典》所記唐太宗的「制」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這是關鍵證據。這可以證明「請太宗為天可汗」是在天子的職事之外，又執行天可汗的職事之意。《通典》記「下行」，即天子為上、天可汗為下。由於這是出自中國方面的紀錄，只能說是中國方面的看法。而實際上，天子與天可汗是二元、雙聯的元首名稱。附帶一提，《唐會要》對此事件有相同的記載，但記為「行」而非「下行」。若接受「天可汗」號則是「行可汗事」，則天可汗不是天子號的加尊號。 而「天可汗事」又為何？則是這條史料所說的「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舊唐書》說是「降璽書，冊命其君長」。其義相同。問題在於，依皇帝制度，皇帝對於蕃國也是作同樣的事。這也是東亞世界的冊封體制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只能推論，中國皇帝之唐太宗與這些「諸蕃君長」的關係，其實是來自於塞外即內亞世界的政治規範，或說是可汗體制。唐太宗與這些「諸蕃君長」間存有這種內亞型的君臣關係。其原因是李唐皇室長期與內亞政團間的關係，也是這個政治世界的成員。有名的李淵稱臣突厥事件正也是這類關係。當唐朝的中國王權體制確立，唐朝想將內亞世界納入皇帝制度的「天下」中，但無法直接將這類內亞的「諸蕃」轉化為「天下」政體中的四夷屬國，而仍須包攝單于體制以為媒介。唐天子作為內亞政權首長的「天可汗」，這反而是不特別的，特別的應該是唐朝試圖再加上「皇帝」。因此「皇帝?天可汗」制既是雙聯王權的體制，又展現漢代以來「一個天下」的意象。 「諸番君長」又是誰？何處的君長？照《通典》所說是「西域、北荒」君長，《舊唐書》稱為「西北諸蕃」。杜佑的意見很清楚，因為唐太宗身兼天可汗而行可汗事，故除了既有的「東夷」與「南蠻」外，也支配了「西戎」與「北狄」，所謂「臨統四夷」。若按此說法，杜佑認為唐天子是必須有塞外的可汗頭銜才可以「臨統」唐朝西境與北境諸國。至於這些君長究竟是何國，牽涉爭論，本文省略。無論如何，「西域、北荒」可以視為一個政治領域，卻不是統一的政治單位，當時諸國林立，與唐天子結成天可汗的君臣關係者是個別的行為，不會是這個區域的全體，而只是部分親唐朝的政權。若說是西域、北荒全境都向唐天子稱臣，自屬誇大。我推測這個稱號與昭武九姓、六胡州有關。當初參加這次朝會與上尊號的可能只是六胡州的酋長，而天可汗的名號可能行於羈縻府州範圍內的西域諸國。 因此，說天可汗制度是唐朝國勢強大的結果，雖不為過，但其另一面卻也是唐朝要推行中國的「天下」政體，但「天下」的局勢有所鉅變，所以唐朝不得不將塞外的可汗制度包攝入天下體制中，使唐天子兼為（大）可汗而得以連結內亞的政治首長。這種雙聯王權也使得唐天子支配的領域是「塞外＋塞北＋華北＋華中＋華南」的空前領域。 天可汗作為唐天子與內亞政權首長間的君臣關係的制度，只實行於唐前期，尤其是太宗、高宗朝。其後即使史料出現天可汗，也只是唐朝官方、官員因為唐初的這個事實所留下的記憶，而將它當成天子的尊號使用，與原來作為政治制度的天可汗不同。天可汗制度崩壞的原因是唐朝使用武力試圖征服「皇帝?天可汗」的領域，將這些「諸蕃」轉換成郡縣。這也使得唐前期是中國王權在歷史上少見的征服型帝國的階段。唐朝征服了原郡縣域外的區域，尤其是內亞諸蕃之國，設置羈縻府州，出現了所謂羈縻體制。在羈縻體制下，唐朝廷與內亞地域社會的關係就轉而為郡縣制。但這個政治行動並未成功。 七、代結語：拓跋國家 被學者認為用來指稱歷史上的中國的一詞是Tabgach（Tabγa?）。多數讀者可能對這一詞感陌生，我稍說明一下。這一詞來自出土的突厥碑文，是突厥文寫成拉丁文的形式。在古代的突厥、回鶻碑文中多次出現。如有名的闕特勤碑。該碑成立於年。它所描述的誌主闕特勤的年代是-年，即唐玄宗時期。碑文中有如下之文： 住在這裡（都斤山），我同Tabgach建立了關係。?我從Tabgach皇帝那裡請來了畫工，?他們派來了Tabgach皇帝的宮內畫匠，?吊唁者?有莫離人、荒原人、Tabgach、吐蕃人、阿瓦爾人、拂林人、黠戛斯人、三姓骨利干人、三十姓韃靼人、契丹人、奚人。?高貴的男兒成為Tabgach的奴隷，?親唐朝諸官?臣屬于Tabgach皇帝。?在右邊（南方）Tabgach是敵人，?。作為吊唁者，?從Tabgach皇帝那裡來了拾遺呂向，?。 從翻譯來說，Tabgach被譯為唐朝、唐人是無誤。Tabgach實指唐朝。若翻譯為中國也無妨。現在學者多認為這一詞自於拓跋（Tagbac）。我不是專家，只能說作為一個該課題的研究者，我也接受此說。因此，就字面而言，突厥稱呼唐朝為拓跋。 這樣的稱呼法也不特別，如域外之人也以秦（China)或契丹（Cathay）稱呼中國。我要強調這是一個中國域外的觀點看中國，現代學者站在更高的知識水平在看待歷史，當然可以知道這種稱呼法是有問題的。但域外之人在一個特定時間中所能認識的中國的確是以秦或契丹為核心地的中國，至於此秦與契丹所支配的中國的範圍與實情就不是這個稱呼所能展示的。稱秦者是通過河西走廊連接中亞，可至印度半島，其媒介地就是本文所說的涼。而稱契丹則是通過北亞，其媒介地則是遼。至於稱拓跋也是一時期通過北亞，而媒介地是代。 將闕特勤碑中的Tabgach翻成唐朝只是翻譯上的正確，卻不是歷史學上的正確。對於突厥而言，它勢必知道唐朝的存在，但仍認為其所支配的政治領域是拓跋。突厥會稱唐朝為拓跋也肯定是因為拓跋在西元前第三世紀以後就是塞北的霸權，且與塞外內亞的諸勢力聯繫而形成政治經濟的網絡。在歷經北魏、隋到唐前期的約五百年間，拓跋是塞外人群稱呼這個強大的塞北王權的名號。至於這個塞北王權是否領有華北、華中或華南則不是這個名號能顯示的。 若要從這個角度說唐朝是一個「拓跋國家」，是可以抓到一些歷史事實。也就是從唐帝國的外部來看，至少從內亞王權如突厥來看，唐帝國是與拓跋氏王權一脈相傳，亦即本文所說的塞北型政權。然而，我不是要證明唐朝是拓跋國家，而是強調作為歷史中國之一的唐，在經歷漢代與胡族國家時期後的變貌，尤其是內陸亞洲所形成的新的國際局勢所造成的影響。 張崑將編:《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年。 编者按： 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