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受命，召公维翰

――召公奭的历史功绩

文/成宗田

　　在周初的历史上有三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太公吕望、周公姬旦、召公姬奭。他们在兴周灭商和周朝初年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过程中都起过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本文仅对召公奭的历史功绩做一简要论述。

　　一、召公维翰

　　《诗经.江汉》一诗写道：“文武受命，召公维翰。”译为现代文就是：文王和武王受上帝之命为天子時，你的祖先召公奭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这是宣王给召公的后裔召虎说的话。

　　《史记集解》（南北朝刘宋时裴駟所撰）云：“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召，谓之召公。”一般人都认为他也是周文王的儿子，只是不是正妃王姒所生而已，与武王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史记索隐》（唐代司马贞撰）云：“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可见召公是他的封号。王畿就是国王所在的地方，即京城。畿内之地就是京城及京城所辖之地。周初的王畿在什么地方？《史记正义》（唐代张守节撰）云：“地理志云：在右扶风岐山中水乡，太王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阳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太王就是后稷的十三世孙古公亶父。后稷的第四代孙公刘把他们的部族从邰（今之扶风县揉谷乡、武功县武功镇一带）迁到豳（今之彬县、旬邑一带），古公亶父（古公是封号，亶父是名字）又把其部族从豳迁到周原，即今之扶风、岐山一带，先住在美阳，即今之扶风法门镇，古有美水从镇南流过，故称美阳。然后到周围去考察，发现这里的土地十分肥美，把苦菜种下去也长得像麦芽糖一样甜，如《诗经》所描写的：“周原膴膴，堇荼如饴”。于是古公亶父决定留下来，在美阳以北不远处的今之扶风庄白召陈村、岐山京当一带兴建宫室，宫室周围包括美阳就是王畿，美阳又称周城、太王城。到了文王姬昌时，称王立国号曰周，王畿以西是周公的封邑，之南称之为周南；王畿以东是召公的封邑，之南称之为召南。武王伐纣之后，周公封邑于鲁（今之山东曲阜一带），召公封于燕（今之北京燕山一带），他们二人都没有就封去邑，而是留在京畿辅佐周天子。后来辅佐成王時，还曾分陕而治。即以陕州（今之河南陕县）为界，周公治东方，召公治西方。

　　二、辅佐武王伐纣

　　武王准备伐纣时，曾委派姜太公吕望和召公姬奭去堃地（今之扶风县召公镇吕宅村）训练军队。因为这个地方地势平坦，粮食充足，距京畿仅十多里路，又是召公的封邑。他们到了此地，就招兵买马，组建一支约五万人（也有人称十万）队伍，太公吕望住在堃地制定战略战术，后人称之为“太公阴符之谋”，即太公兵书，后被苏秦所得，帮助他佩六国相印荣归故里（见《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召公在堃地的边沿，即今之召公镇一带具体负责军队操练事宜。他们在这儿苦苦操练了五年，终于练就一支劲旅，由武王亲自率领，于公元前年秋末冬初出发，去讨伐昏庸无道的商纣王。

　　从此以后，姜太公吕望住过的堃地就更名吕宅，召公操练兵马的地方就叫召公镇，召公住过的地方就叫召宅，在召公镇南面不远的地方。扶风县文化部门在我们吕宅成家村的东边，还立了一个标志碑，上书“吕宅遗址”四个字。

　　伐纣大军于公元前年元月中旬到达河南牧野（今之河南汲县），等其他诸侯军到齐之后，举行了誓师大会，武王在大会上宣读了誓词。于公元前年1月20日天亮之前，周武王率领军队，在牧野列开阵势!隨着武王一声令下，千军万马，像下山的猛虎一样，向商纣王发起总攻。吕望都是近百岁之人，仍能上阵冲杀，《诗经.大雅.大明》一诗写道：“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駟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因为纣王早已失去民心，军队毫无斗志，经不住武王军队的冲杀，七十多万军队即溃逃四散而去，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就逃回朝歌(今河南淇县)，在他修筑的、供他游乐的鹿台上自焚而死。立国年的商王朝灭亡。

　　在庆祝胜利及安民大典上，“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召公奭赞采”（相当于主持人），武王发表演说，主要内容是说他受天命而伐纣。并封纣王之子禄父治理殷地，又让召公奭把殷纣的名臣箕子从监狱中放出来，让毕公把关押的百姓放出来，又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赈济贫弱，从而深得民心。

　　三、甘棠树下听讼

　　召公关心人民，勤于政事，经常巡行乡里，听老百姓诉讼，他就在树下为他们审判断案，排解纠纷，处理民事争端。

　　召公镇西头，有过一个甘棠公馆，后来成为召公镇完全小学所在地，年秋，笔者从吕宅小学来到这儿上五年级的时侯，门楣上“甘棠公馆”四个字还在。里面有一口井，井边有一棵甘棠树，长得又高又粗，还用一条铁练子拴在一个石桩上。老师多次给我们讲召公奭甘棠树下听讼的故事。

　　《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兆和。召公巡行乡邑，有甘棠，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记》记：

　　“（公元前）年，周康王二十六年。

　　“太保召公奭卒。初，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请召民，至庭听讼。召公曰：不劳一身而劳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乡邑，听断于棠树之下。至是年卒，人思其政，不伐其树，作《甘棠》之诗歌咏之。”

　　这两处记载虽大致相同，细节有互补之处，故全引于此。

　　《诗经.国风.召南》里有一首诗《甘棠》，诗曰：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芨！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憇！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甘棠》诗试译如下：

　　甘棠树啊，枝叶浓密高大，

　　不要剪它，不要砍伐，

　　召公曾居甘棠下！

　　甘棠树啊，枝叶茂盛高大，

　　不要剪它，不要折坏它，

　　召公曾休息于甘棠下！

　　甘棠树啊，枝叶繁茂树身高大，

　　不要剪它，不要攀扒，

　　召公的车马停留过甘棠下！

　　这首诗中的召伯即召公奭，两处都说他从治西方时，即在武王伐纣之前，就开始在甘棠树下听老百姓诉讼，为他们进行审判断案，排解纠纷。今之扶风县召公镇就有他甘棠树下听讼的地面实证。所以这首诗就是歌颂召公奭的。《史记》《左传》《毛诗正义》等皆认为如此。但也有争论。现代人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在其所著《中国诗史》认为“在《诗经》中，召伯和召公截然为二人。”召公指的是召公奭，召伯指的是他的后代，周厉王、周宣王时的召虎。他们认为《甘棠》一诗中的召伯不是召公奭，而是召虎。还说：《诗经》中涉及召公、召伯的诗共五首，召伯之名凡三见：

　　《甘棠》：“召伯所芨”。

　　《小雅.黍苗》：“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大雅.崧高》：“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召公之名凡二见：

　　《大雅.江汉》：“文武受命，召公维翰”。

　　《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始召公，日辟国百里”。

　　《小雅.黍苗》和《大雅.江汉》可以说是姊妹篇，诗中的申伯是周宣王的舅父，被封在谢（今之河南南阳唐县谢城，一说河南信阳罗山县西北60里的谢城），召虎奉命给他营建府宅、划分土地等。两首诗中的召伯，指召虎无疑。

　　《大雅.江汉》一诗写召虎奉王命出兵讨伐淮夷之事，诗中写道：“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本诗不称召伯而称召虎，说明《诗经》中把召虎不只称召伯。并因为他的功劳而提及他的先祖召公是文武的栋梁。诗中的召公、召虎很明确。

　　《大雅.召旻》是对幽王进行讽谏的诗。幽王时，周道衰落，再加上天旱贫困、外敌侵入，民不聊生。这首诗真实地描写了当时田园荒芜，“民卒流亡”的情景，诗人很自然地会想到幽王的父亲宣王，想到宣王时的贤臣召虎，对幽王进行规劝。诗中写道：“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所以诗中的召公指的是召虎。陆、冯两位先生却认为是召公奭，似乎不妥。

　　笔者以为应该是召虎。理由有二：1，诗中的先王指的是周宣王，他的儿子周幽王昏庸无道，人们会很自然地把他和周宣王相比，不可能指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如果本意是指文王、武王，不会用先王来表述，而用《大雅.江汉》中表述方式：“文武受命”，而这里用的是“先王受命”，所以这里的先王指的是宣王，这里的召公指的是召虎。2，召虎曾奉命率军讨伐淮夷之事，如《大雅.江汉》所写：“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有过一日开拓疆土百里之壮举，而他的祖上召公奭没有，所以这里的召公指的是召虎无疑。而且《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文也把召虎称召公。

　　由此看来，史料中把召公奭称召公，也称召康公、召伯；把他的后裔召虎，称召穆公、也称召公、召伯。所以《甘棠》一诗中的召伯指的是召公奭，是他在堃地（即今之吕宅）边沿（即今之召公镇一带）训练军队时，抽空在甘棠树下听讼的真实写照。《诗经》也理所当然地把这首诗归于《国风.召南》之中。

　　《中国诗史》的作者还对“二南”的地理位置作了考证。他们根据《诗经.周南》、《诗经.召南》两组共25首诗所出现的河、江、汝、汜、沱等地名的分析，断定“二南”不是指陕西省扶风、岐山以南，而是指长江、汉水流域，“二南”是南方的民歌，从而也否定《召南.甘棠》一诗是赞美召公的。

　　笔者以为，《中国诗史》的作者忽略了前面所说的周、召二公所管辖的地域变动过几次，“二南”自然也是一个灵动的概念，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一书中说：“召，地名，与周邑皆在岐山阳，故南面地方最广”。所以召南是指从召向南、周南是指从周向南，那可是紧相毗连的两个十分辽阔的地带，出现以上江、汉等地名并不奇怪。《召南》《周南》中自然有北方的诗，也有南方的诗。从质朴无华的风格看，《甘棠》一诗正是武王灭纣前，京畿以东召邑的民歌，召伯当然指的是召公奭。

　　他位列三公，为太保兼司徒，施十有二教，既有教化百姓之职，能无决狱断案之事？故《史记》所记不妄，儒家学者也不是盲目追从。

　　关于召公奭甘棠树下听讼的说法和遗迹几乎遍及华夏，除前面所说的扶风县召公镇的“甘棠公馆”及甘棠树外，据文献记载，河南陕州城中有高台，相传是召公和周公分陕治所，甘棠尚存，已枯。陕州城东北角有召公堂，塑有召公像，西侧有枯木一株，树碣曰：古甘棠。陕西岐山县刘家塬召公祠，有古甘棠一株，高约三丈。隋朝所建之周公庙在岐山县城西北15里、《诗经》所描写的卷阿之地，那可是一塊难得的宝地，不仅供奉着周公，也给召公修了庙，让他配享周公。把历史人物神化，是崇礼好德的中国人对历史人物的最高评价。这里将成为陕西省十大文化景区之一，不仅是岐山县，也是周原地区一颗璀燦的明珠。

　　四、与周公共同辅佐成王

　　武王克殷之后，分封了一百多个大小诸侯国，姜太公封在齐国，周公封在鲁国，长子赴国就封，他留在武王身边；召公封在燕国，长子赴国就封，他和次子也留在武王身边。接着，武王分兵讨伐诸侯，征服九十九国，臣服者六百五十有二，全胜而归，定都镐京，号称宗周。

　　武王克殷后两年，即公元前年病逝，他的儿子成王姬诵即位，因年幼而由他的叔父周公姬旦和召公姬奭辅佐。因为天下初定，成王年幼，周公恐诸侯不服，乃摄行政事，召公佐之。此時管叔、蔡叔兄弟散布流言蜚说：“公将不利于王。”周公就给姜太公吕尚和召公说：“我之所以弗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叛周，无以告我先王。”周公以国事为重，不避流言。辅佐成王为相。召公時为太保，位列三公，又兼司徒之职。《周礼地官司徒》称：司徒施十有二教，所以也经常听讼断案，施教化于民。

　　面对管、蔡的流言蜚语，召公对周公摄政也有疑心，周公作《君奭》，援古证今，说明古代有作为的君王，都有贤臣辅佐，以明自己忠于王室，并非为了后代子孙而迷恋禄位。

　　召公见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呕心沥血，忠心辅佐成王，从而释去对周公之疑，精心治理西方。

　　后武庚、管叔、蔡叔叛乱，周公兴兵，苦战三年，杀武庚，管叔自杀，生擒蔡叔。叛乱平息后，周公乘胜东进，灭亡许多小国，把周王朝的势力一直延伸到东海。

　　周公摄政七年，成王长大后，周公还政于成王。成王听政后，即开始营建洛邑之大业。洛邑即今之洛阳，居“天下之中”，武王建都镐京作为西京，打算建洛邑为东京，未成而亡，成王想完成武王遗志，便派召公去洛邑去考察，称之为“相宅”。召公临行之時，恐怕成王惰于政事，借相宅之机作《召诰》，告戒成王要以夏商亡国为镜子，敬重德行，永受天命。

　　召公到洛邑视察了地形之后，成王就派周公去营建洛邑。周公继承武王遗志，完成营建洛邑之大业，并制礼作乐，忠心辅佐成王。据《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径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也就是说，新建的洛邑，长宽各九里，四面各开三门，每门三个门洞；城内纵横各九条大路，每条大路上可以并行九辆马车；中心是周王的宫室，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神庙，前边是朝堂，后边是市场。在当时来说，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化大都会。

　　周公请成王往新邑，主持政务。成王迁到洛邑，并举行了祈福典礼，更名成周。并借机册封诸侯，宣布各种典章制度，周礼初见端睨。后以“四方迪乱未定”，成王复西归镐京，留周公驻守洛阳。成王十一年，周公去镐京朝觐時病危，请求成王把自己殡葬洛阳，以明其不敢离成王之意。去世后，成王认为他“勤劳王室”，以“德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故葬于毕邑（今西安之北），从文王，以明其不敢臣周公。

　　周公去世后的26年间，召公一直辅佐成王。成王三十七年甲子日，成王病危，顾念太子，乃命诏太保召公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等六卿，让他们辅佐太子姬钊，翌日，成王病逝，太子钊立，是为康王。

　　召公奭又辅佐康王二十多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于康王二十六年逝世，享年九十多岁。

　　周公、召公辅佐武王平定天下，又辅佐成王、康王遵循先王遗训，奋勉为政，“于是天下安定，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终于把我国奴隶制社会推向极其繁荣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手工技术、冶金技术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孔子称赞这一时期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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