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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年瓦当收藏研究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里文字瓦当都是独领风骚。瓦当是我国古代建筑屋檐上筒瓦瓦头下垂的部分。因为它的上面往往模印有精美的图案或文字，唐宋以来渐为人们重视。 瓦当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如下4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唐代-明代，是瓦当引起人们兴趣并开始著录的萌芽时期。其代表作有北宋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黄伯思的《东观余论》和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等。 第二个时期：清代-民国，是瓦当著录的普遍兴起时期。其代表作有清乾隆朝朱枫的《秦汉瓦当图记》和民初罗振玉的《秦汉瓦当文字》。 第三个时期：20世纪50～80年代，是科学的瓦当资料汇集与研究时期。其代表作为陈直先生的《秦汉瓦当概述》和《新编秦汉瓦当图录》等。 第四个时期：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是考古学的深入介入和资料汇集的长足发展时期。此间随着社会的进步，瓦当收藏进入全盛时期，在参与的人数、见到的品类、研究的深度诸方面，均是以往不能比拟的。其代表作有刘庆柱的《战国秦汉瓦当研究》、李发林的《齐故城瓦当》、陈根远的《瓦当留真》以及伊藤滋的《秦汉瓦当文》和赵力光的《中国古代瓦当图典》等。 因为古代的金石学是以古代文物上的文字研究为中心的，故此在一千年的瓦当收藏研究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里文字瓦当都是独领风骚的。 瓦当最早创用于陕西扶风、岐山的周原地区。这里是周人的故乡。在西周瓦当滥觞之初，瓦当皆为半圆形，除众多的素面半瓦外，还有划刻（而非模印）的重环纹瓦当。 至战国，瓦当艺术臻至它的第一个高峰，在图案、图像两类瓦当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而齐国故城（今山东临淄）的树木双兽纹半瓦、燕下都（今河北易县）的饕餮纹半瓦、秦都雍城（今陕西凤翔）的动物纹圆瓦和咸阳的云纹、葵纹瓦当各领风骚，其中秦动物纹瓦当堪称个中翘楚。 在汉代，瓦当在使用的广泛性与艺术性上进入全面鼎盛时期。当时的西汉三辅（今陕西关中），渭水流澌，物华天宝，离宫别苑散布其间，故陕西遗存西汉瓦当极多。除了各式云纹瓦当外，汉长安城一带出土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堪称图案瓦当的顶极杰作和整个瓦当时代的最后强音。 瓦当文字兴盛于西汉时期 西汉中期，出现了瓦当的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大类——文字瓦当。文字瓦当出现最晚，但人们对它的兴趣却发生最早，也最执着。宋人率先注意到文字瓦当，而对无字的图像、图案瓦当不著一字。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近五十年来，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全面展开，但文字瓦当如日中天的地位并不曾从根本上受到撼摇。 考古发掘证明，文字瓦可能出现于汉景帝时期（公元前-前年），普及于武帝时期（公元前-前87年），鼎盛于西汉中晚期。西汉是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西汉文字瓦当的出土就证明了这一点。北至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东北达朝鲜半岛，南抵广州，东南至福建，西达青海，都有汉代文字瓦当出土。至东汉，文字瓦当骤衰，实物无多，主要见于山东临淄和河南洛阳等地。 说到瓦当，“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十二字瓦恐怕是最著名的瓦当之一。此瓦直径一般在15.8～16.5厘米。它是瓦当之中字数最多的一种（近年才有新发现一种字数更多的汉代文字瓦当），又十分稀少，故极受金石学家重视。但谈及时代，过去多只能以瓦文近小篆，定为秦物。秦李斯小篆泰山残石只残存九字，此瓦十二字，为秦代真迹，受到格外垂青，自不难理解。 曾以得到一秦代瓦罐便喜不自禁自号“缶翁”的艺坛大师吴昌硕年见到费龙丁藏十二字瓦，为之铭曰：“研和璧，瓦嬴秦，字十二，琅琊魂......”缶翁以为此“秦”瓦得秦《琅琊刻石》（亦李斯篆）之神。十二字瓦广为各种瓦当谱录所记载，在近年的文章、专著（包括教材）中还屡被人指为秦物。实际上，它应为西汉中期瓦当。过去人们多不明此类瓦当的准确出土地点，或云出于汉长安城，或传出秦阿房宫。上60年代至70年代，考古学家在汉长安城武库遗址的西汉中期地层中发掘出土了这种瓦当（80年代在郑州西北之古荣阳城址也曾采集到此类瓦当），从而从地点和地层上科学地解决了十二字瓦的时代问题。从文字内容上讲，十二字瓦当文内容多源自《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 秦始皇曾下令：“焚书坑儒”，限《诗》《书》藏于国家，他人谈论《谈》《书》一概处以极刑。如此他会张扬地将出于儒经的瓦文置于自己的宫殿上吗？从史书上看，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灵、元、康宁之类的词成为西汉中晚期的时髦语言。再从十二字瓦的考古发掘出土地点上看，也十分符合儒家思想。汉代儒生在解释“武”字时说，“止戈为武”，那么把息止干戈希望国家万世长久、天下安宁的瓦文置于国家武器库的房檐上，不是十分合适的吗？现代人不是也常讲“和平是对军人最高的奖赏”吗？ 出土十二字瓦的西汉武库在汉长安城中，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在西安市北郊未央宫乡大刘寨。武库在汉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东西长约八百米，南北宽约二百二十米。武库中的建筑物主要有兵器库和守兵营。各种兵器均分类库藏，置于兵器架上。因为武库是极为特殊的国家重地，故此连接十二字瓦当的筒瓦上还有三棱锥状瓦刺，这也是其他皇家宫室和官府用瓦上极其罕见的。武库始建于高祖七年（公元前年），王莽末年毁于战火。 另外，山东临淄采集的“天齐”半瓦当早在民国初年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中就有著录，上世纪80年代，赵超以为属战国到西汉早期之物，约10年后，刘庆柱在《中国书法全集·秦汉金文陶文卷》中撰文指出：“山东临淄采集的‘天齐’半瓦当，由于失去地层关系，难以作出科学的断代。”为此，我专门请教淄博齐瓦收藏大家王也“天齐”瓦当出土地点，王先生惠告：“天齐瓦当只出土与齐故城之刘家寨遗址，其他齐地旧址未见。”又请教曾在齐故城考古发掘的徐龙国博士，得知：“齐故城刘家寨遗址是汉代遗址，没有战国遗存。”如此看来，在没有科学考古发掘资料之前，“天齐”瓦当定为西汉时期，较为稳妥。 根据瓦当文字内容，文字瓦当可分为宫苑、官署、宅舍、祠墓、纪事、其他和吉语等七大类。从现有资料看，不同文字内容地瓦当约有四百种，其中吉语文字瓦种类约占半数，其不同版别的实物更占存世文字瓦的绝大多数。其他类的文字瓦分别有几种或三四十种。 汉瓦文字何以风标独具 西汉文字瓦当的直径多在15～18.5厘米之间，小者如“佐弋”瓦当，直径仅13厘米，大者如“益延寿”瓦当，直径可达22厘米。两千多年前，能够享用瓦房甚至装饰精美瓦当的首先是皇家，其次是官府和个别高官显贵。如此汉瓦文字书法当出于当时优秀的艺术家而非普通工匠。何以知之？我们试举两个唐代的例子。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曾参与绘制昭陵六骏，而同是画家的他的哥哥阎立德（约-年）正是营造唐高祖献陵、翠微宫、玉华宫和太宗昭陵的负责人。 又如，唐代至德二载（公元年）五月十六日，杜甫被肃宗拜为左拾遗（5品左右文官，相当于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厅局级干部）。两年后，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带口辗转来到成都。上元二年（年）八月，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位前副局级干部在西汉以后一千年依然住不起瓦房，更不要说使用瓦当了。 西汉文字的篆法线条在刚柔、曲直、疏密、倚正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高度和谐，或方峭、或流美，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西汉金石文字遗世无多，《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仅录得《群臣上醻刻石》（公元前年）和《麃孝禹刻石》（公元前26年）等八处。而西汉瓦当文字字大而遒美，量多而变化无穷，洵为西汉书法中弥足珍贵的奇葩。东汉以后，瓦当艺术渐趋衰落，文字瓦当也渐渐式微，偶有所见，也无足为观了。 秦李斯创立小篆，统一中国文字以后，秦汉的篆书、隶书便以对称平衡为主要结字原则，形成方块字的外形。书于碑石、凿于铜器，整齐规矩，莫不合宜。但这种广泛行用、几乎一统秦汉书法天下的方块文字应用于瓦当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瓦当的外形是圆形（个别的为半圆形）。以西汉文字瓦当中最常见的四字瓦当为例，早期瓦心基本为突起的球面，个别呈柱状或饼状，其外施弦纹（圆形隔线），以后出现双隔线中再饰联珠纹。总之，瓦心隔线与外轮隔线间被四分为四个扇形的面积，这就是实用装饰为方块汉字提供的全新的舞台。于是打破对称、因形而化，成为瓦当文字的必由之路。 西汉书法处在由秦代成熟的小篆向东汉成熟的隶书转化的时期，是旧制已破、新法未立的艺术转型期，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除了造就人们对不同甚至怪异的各种书体欣赏时的宽容心态，更为西汉书法家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极为难得的心理自由。更加夸张的屈伸、挪让、穿插、增减成为当时善书人营构具有装饰性的瓦当文字字形的利器，方圆有机的组合、曲直因形的展开，形成了全新而极富个性的“有意味的形式”。笔画增减更加随意自如，挪让屈伸更显错落变化,有的瓦文还注意笔画波挑以彰显书写味道。另外，西汉瓦当文字还注意与乳丁和其他图案（如鸟）相配，或将某一较简的文字作双勾处理，使当面显得丰富多彩。汉人在非圆非方的瓦当上改造方块字所展现的控制力、飞扬的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 非方的瓦当表面造就了瓦当文字奇异的结字和章法，而由艺术家设计书写，再由工匠摹刻于瓦范，最终制造出瓦当文字，这种特殊的“书写”方式（刻）和特殊的书法载体（泥陶）也联合影响了瓦当文字或曲劲、或圆淳、或古朴的线质特点。这如同我们研究汉简书法风格形成时，应该注意它独特的书法载体（窄细竹简）和左手持简、右手书写这样绝然不同于东晋以后铺纸于案的书写方式的影响一样。 先秦庄子曾说：道在瓦甓。鲁迅先生亦叹：惟汉人艺术雄沉博大。以西汉瓦当文字奇逸多变、舒卷自如窥之，先贤之论岂虚言耶！ 各类瓦当欣赏： （陈根远，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终南印社副社长、山东博物馆客座研究员、西北大学文物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兼职导师、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古籍碑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古代铭刻文物研究。著有《瓦当留真》、《中国碑帖真伪鉴别》、《陕西古代印章》、《印章鉴藏》、《陈根远说古印》等十余种。） ------------------------------------------------- 陈根远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