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花了近10个小时录了一段15分钟的音频。或许因为周末加班改稿有点晕了,录音也累了,发前没仔细看,最后传错了文件,辛苦的结果没有得到理想的结局。这里特别再发一遍最终剪辑版,以记录我的录音首秀,和心底那不时悸动的乡情,并向文章作者雷涛先生致敬,也感谢武功书院读者的包容。 西宝高速公路是全国“两纵两横”公路主骨架G30连云港——霍尔果斯国道主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陕西省投资最大、里程最长、设施最完善的一条高等级公路。该路由西安经咸阳至宝鸡,东起西安后围寨,沿渭河北岸,陇海铁路南侧布设,途经西安市未央区、咸阳市、兴平、武功、杨凌、扶风、眉县、蔡家坡、陈仓区,西至宝鸡市斗中路,全长.97公里。全线共有跨越沣河、渭河、漆水河、千河等11座大中桥梁。年12月25日西宝全线建成。 其中武功南谷米服务区就在我村西头,是我们村以及周边村民往返西安的乘车点和下车点。 朗读的这篇文章节选自我们附近村庄一位曾在省里工作的老领导的散文集《原乡记忆》。 西宝高速从村头掠过 文/雷涛 像长龙一样的西宝高速横卧在关中平原的腹地。当你乘车从西安出发,进入武功境内时,便会看到标志牌上“南谷米”三个绿色大字。过了这个标志牌向南望去,那翠柏环绕的烧台庵便是我的家乡。 许多并不知晓我的故乡在何处的朋友,却知道我和“南谷米”的关系。还在省文化厅工作的刘宽忍先生出差途经此地时,曾用手机兴奋地向我喊:“喂,雷兄,我看见南谷米了。”顿时,快慰之感油然而生,因为朋友是在分享我的故土情怀。和西宝高速并行的沿渭惠渠而建的那条原有的公路,依然在运转,甚至较前车辆更稠密,往来的行人更多了。我曾问过父老乡亲,这是什么原因?得到的答复是:没有高速公路时,占道经营常常被驱赶或强行取缔,现在几乎不管了。用卡车搞运输的,用自行车托上小筐筐做小本买卖的、走亲访友的皆如天马行空,自由奔波,想在哪里停就在哪里停。最受益的是那些沿路的村镇,简直就如同过会一样热闹。我的邻村金铁寨、罗古村这些年来就得益于这个交通要冲的独特优势,开办了辣椒和大蒜收购贩运集散地。你看,到了收获季节,山东、河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的贩子,会驱车蜂拥而至,这两个村子天天就像赶大集一般人山人海。这“中线”也就变得拥挤不堪,连向前挪动几步也十分困难。这样,这两条并行的公路就像放大了的两条铁轨,每天承载着成百成千的车辆,也承载着成千上万的行人、游客和商家们的心愿,往来如梭,构成家乡新的壮丽的时代画卷。乡亲们说,“要致富,靠修路”,这句至理名言成真了。记得十多年前,当公路勘察部门带着测量仪器来到村头开展工作时,我恰好在老家小住。一天,家里忽然来了五六位长者。刚一落座他们中间的一位就问我:“全芳,听说省上要修高速路,就从咱村北的地上过,这该不是真的吧?”因为此事我早有所闻,因而我就直说,这是省上,也是中央的决定,是木板上钉钉子,改变不了的现实。我讲了这话,几位老者面面相觑,好久不说话,一脸的乌云在翻滚。终于,他们各自开腔了: “祖祖辈辈挣下的土地让公家快占完了,可惜呀,可惜!”“那块地足有40多亩,可是咱村上的白菜心心呀!没有这块地,我们就没有了胯骨哟!”“当年修建工厂和36师师部时,仁村、薛村的人就哭,可谁能扛过公家。你看,那些堡子少了地,工人不像工人,农民不像农民,算个啥光景!““事倒是好事,可是听说只给咱赔一点点钱。现在改革开放啥都好,就有一点不好:公家也学着法子亏人呢!听说城里盖楼圈地就是这么个弄法,连哄带骗把地弄到手,以后你弄啥都不管了。““还是层层抽油哩!人家把咱哄了、卖了,咱还帮人数钱哩!“我费了好大的气力向乡亲们说明一些道理。他们听着,有的点头,有的摇头,离开时,他们仍然疑团不散。一句话:修高速公路对国家兴许是好事,但占用了“金不换”的土地却不是好事。 村上的年轻人则是喜笑颜开。他们一有空就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谈论这件事,都希望这件事不要泡汤。有的小伙子还隔三岔五去村北的地头转悠,看看勘察设计部门是否已派人打桩划线,急切的心情无法比喻。 “不要说占了咱村40多亩地,就是把地全占了,说不定还是个大好事。如果把咱们都转成商品粮户口,就能吃一辈子轻松饭,那才美哩!”有的愣小子就这么讲,“再说,咱们这儿离西安才里路,老年人中有几个真正逛过西安?就说当年那些卖笤帚、大蒜,还有玉米壳编织品的吧,要去一趟西安要遭受多少磨难,简直就和逃荒做贼差不多,高速公路一通,一个多小时就到省城,多好。”愣小子的话听上去有点“二百五”,可是却唤起了老人们对这段往事的回忆:在改革开放的前夕,村上的集体经济实质上已经崩溃了,一年到头,几乎家家闹粮荒。实在没法打发日子,大伙就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缚(缚即扎)笤帚的手艺恢复起来了。缚笤帚用的原料是收获后的高粱穗,制作全靠腰间的气力和缚扎时弯曲的技艺。很快全村缚笤帚成了气候。然而要把成捆成捆的大小笤帚运到西安去卖,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那个时候整天追着农民“割资本主义尾巴”,要去西安就得偷偷摸摸坐火车。大伙用背笼背上笤帚到几里以外的罗古村火车站挤着上车,列车员就是不让上,说这是搞资本主义,有车票也不行。有的人挤上去了,却当即被列车长将笤帚予以没收,连个纸条也不留。于是,有的人变着戏法,把笤帚用包袱包起来,像走亲戚一样蒙混过关,侥幸到达省府。可是要出售,又最怕市场管理人员来。于是东躲西藏只能在背街小巷将笤帚全都卖掉,挣得几个钱平安回来。 那些轮番去省城卖笤帚的人们很快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制作销售队伍。他们知道人多势大的道理,常常是三五人、七八人结伴而行。那些年,出门买饭,光有钱不行,还要粮票。可怜的前辈们本来就没多少钱,又哪里来的粮票呢?往往是饿着肚子打鸡啼时出发,赶天亮到西安。渴了就拧开自来水龙头喝凉水,然后啃几口苞谷面冷馍充充饥。稍上年纪的人则硬着头皮在饭馆中讨要一碗面汤泡馍吃,赶深夜再赶回家。大多数人为挣几个钱,饿一整天的肚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在卖笤帚这件艰难困苦的买卖中也洋溢着许多浪漫主义的情调。因卖笤帚而去省城的人多了,从西安带回来的社会见闻也就渐渐增多了,一时间,村上成了传播西安新闻的中心,方圆的父老乡亲都喜欢路过村上时借故停留,听听新鲜的事儿:什么西哈努克在临潼参观时,和陪同的省上领导一起吃火晶柿子,他不会剥皮连皮吃,结果围观的群众当场戏谑:外国的皇上也是个“日八歘”;什么城墙下边的树丛里藏的男男女女多得很,而且有搂搂抱抱的,也有在角落里干那种坏事的,还有男人和男人搞恋爱的——反正消息都是在卖笤帚时听路人讲的,听了讲了传了也不犯法,乡亲们只是为了自娱自乐。更有一位“智者”还向大伙夸耀自己的一次大胆作为:一次他到一个僻静处卖笞帚时,碰上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城管没收了他的笤帚,又叫来一个骑摩托车的将东西带走,他闹着要东西,那女的说,那么,请你跟我去市管会一趟。他说,我不认识路。那女的说,那你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我带你去。他想,这也好,于是就坐上去了。那女的端庄秀丽,身上还有浓浓的香水味道,越闻越让他神魂颠倒,不知不觉中他用双臂搂住了那女的水腰。开始女的一惊,斥责他,可是他说,他没坐过自行车,害怕。于是,不但没松手,反而搂得更紧了。这段故事让众人听得眉飞色舞,尤其是那些毛小伙子,简直对他到了崇拜的地步。他也大言不惭地自我标榜:“卖笤帚没挣钱事小,咱和省城里的姑娘抱了一次,值得,值得。”直到今天,这则故事虽有多种演义,版本内容基本不变。一年过去了,高速路的地基打好了,压路机的轰鸣声像进军的号子高奏,铺路大军以压境之势向前推进。又一年过去了,旷古未有的西宝高速公路建成了。它如同飞龙一般从村头掠过。老人们默不作声了,青年男女们却欢呼雀跃了。 西宝高速公路给家乡人带来了福音:早上进省城,购买心爱的物品。中午下一次馆子,后晌就回到家里了。至于家乡的大蒜、辣椒、苞谷面、手工挂面、醪糟等土特产及苏蕙手织布系列产品等,随时可以乘车到西安出售或批发。 交通便捷了,到西安打工的男男女女也骤然增多,原先就在西安工作的故乡人,见到村上的人来了好不欢喜。新打工的人吃惯了家乡的挂面、香醋和油泼辣子,所以常常将这些家乡的特产带到西安,一部分留给自己享用,又把一部分送到西安亲戚朋友家中。还有那些年轻的媳妇们,早已不满县城的风景和日用化妆品。她们姐妹相约,隔几天就去一趟西安,买些心爱的东西,再洗个温泉澡,回到村中好不风光。那些小弟们见了嫂嫂们就骂:“胡骚情哩,为洗个身子还跑到省城去,就不怕被拐走了!”“拐走了才好,说明咱赢人么。”呛得小弟们无言以对。 村上的能人侯新波一直从事建筑业。由厂干活起家,由小到大,发展迅猛,已家大业大。他去西安注册公司,每年成干上万平方米的基建项目,村上许多小伙子都在他的公司上班。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村上的后生们纷纷进城打工,做买卖,也不乏写书作画的人。就我所知,从事餐饮、印刷、影视制作、足浴保健、字画经营的注册公司和商家,已经多达几十家。有好几次,我在双休日里进城转悠。几乎每次都会遇到背着草编工艺品的妇女在街头摆摊叫卖。她们神情自得,脸上布满欢乐和惬意。我一见她们的模样,就认定是我的家乡人,上前一搭话,就晓得是普集人、长宁人、河道人、南仁人。听到了乡音,彼此间便有道不尽的乡情。 高速公路承载着一种现代文化和文明。这种文明会以特殊的方式浸漫在乡亲们心中。未出门去打工的父辈们常在高速公路的两边干活,干累了休息时,就以观望过往的车辆为乐趣,望着穿梭往来的各类大货车、小轿车,时间长了,连不识一个字的老汉也能分清桑塔纳、奥迪、红旗、奔驰、皇冠、路虎、凯迪拉克……至于乘车男女相拥相爱的大胆动作,开始还让人感到新鲜,甚至咋舌,现在也看惯了,看腻了,和吃饭一样平淡,也不再看不再议论了。 我对故乡怀有不可名状的深情,以至于我在西安住了四十多年,还不习惯这大都市的生活,还时时怀念故乡的那些风土人情。有一次由西宝高速公路西行,过了南谷米,我违规将车子停在护栏旁,翻越护栏踏上乡村的故道,行走在曾经挖芨芨菜和给牛割草的田间地头,仰视村上一幢幢新颖别致的高楼,再回望那已熟知的西宝高速公路,我不由得生出万般感慨。我曾经给儿子讲过,我退休了就回故乡居住,然后承包几亩地种菜,当上菜园主。如果经济上许可,再购得一辆客货两用车。每个季节,我就把水灵灵的无公害黄瓜、豆角、西红柿、茄子、大蒜、青椒、韭菜,还有西瓜、南瓜,等等,不断地送到西安分给你们的小家,还有我的同事和朋友;再把城里的荔枝、香蕉、火龙果、枇杷、枇果等鲜物带到村上,分给邻里乡亲。我讲得绘声绘色,兴奋不已,儿子听了却没有什么反应,倒说:“说不定我那时已出国谋生去了,看你咋办?”我说:“你漂洋过海,我就驾车环球游,顺便看你。”儿子说:“我敢保证,你去农村住不了多久就会烦,就会回到西安的,人都是这样,见异思迁。”我一时无法接话,但我相信,这西宝高速一定是我晚年的生命纽带,是我新的金色情感连线,一端在都市,一端在乡间。注:南谷米服务区,位于连霍高速G+处,陕西咸阳境内,距西安市约48公里,距宝鸡市约97公里。服务区总占地面积亩,分为南、北两区,其中南区占地亩,北区占地亩。年11月1日起,西宝高速南谷米服务区更名为武功服务区。 附《原乡记忆》之: 汤汤面吃出的文明 文/雷涛 老家武功为有邰故地。周人先祖即出生于此。后稷教民稼墙的故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人们从以釆撷野生物品为食改为播种五谷为生,从而谱写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最初的光辉篇章。面食在家乡有说不完的种类。汤汤面是上品中的上品。旗花面则是汤汤面的别称。何为旗花?一说是原先的面是三棱形,像古代的三角旗,是古称;一说是飘在汤上面的鸡蛋饼像小三角旗,旗花面之谓由此而生。汤汤面虽是俗称,却形象而生动,有汤汤水水、红红火火的含义。平日里说及吃汤汤面,我的涎水就在嘴里打转转;而说吃旗花面,听上去文雅了许多,可是那种味觉的冲击力,却大大减弱了。每逢节日,那些穿着艳丽的孩子们走亲戚回来,老人总会问:“吃的啥饭?”倘若回答:“是汤汤面么!”老人的脸上就会泛出十分满意的笑容,说明亲戚家是用最好的饭食来招待。对孩子们而言,吃一顿汤汤面,无异于过了一次大年。吃汤汤面,最重要的是“味“调得如何。待客时,吃罢凉盘子,一盘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汤汤面就会接连端上桌来。当客人们一两碗面下肚之后,主人一定要问一声“味咋相?”如果口味好,客人们便边点头边说:“味好,味好。”如果觉得盐轻了,就会说:“再蚀些盐”。蚀,是将盐浸入到汤中的专用字。说“蚀”些盐,雅的感觉就出来了。倘若汤中的醋放得多了些,客人也不会说太酸,而是说:“味有些冽。”冽,是寒风凛冽的潜意。把醋味重说成“冽了些”,听起来多么逼真和文雅!主人听到这话,很快就会将汤调淡些。相反,若是汤中醋少了,吃不出那种特有的醋味,客人也会告诉主人:“醋有些清淡,再蚀些(醋)。” 在故乡,传统的坐席和吃汤汤面也是很讲究的。席面上有一张方桌,周边三条凳子,每席只坐六人,正中是上席,尊者和长者坐。招呼这桌客人的人叫作“看客的”,站在上席对面的桌旁。“看客的”除了对客人们说些吉祥如意的话外,就是要眼疾手快。即手脚麻利地从端来的盘中,快速将汤汤面碗一个个端到桌面上。有面的碗称作实碗,吃了面的碗叫作空碗。快速将“实碗”端上,又极速将“空碗”撤下,就是个好“看客的”。“看客的”劝说客人们多吃些时,是不用“吃”字的,而叫作“喝”。“你叔,再喝几碗”“你姨,多喝一碗”。他叔他姨便会回应:“喝好咧,喝好咧。”这时才会起席。一个“喝”字,道出了吃汤汤面的鲜活情景。如今,在城里待客,谁若在劝人吃汤汤面时说“快喝”,准会让人觉得是揶揄讲笑话。可是在家乡,这确是饮食文化中的雅言雅语。 和汤汤面对应的面叫水水面。水水面即当今享誉三秦大地的名牌面"杨陵蘸水面”。杨陵曾经是武功县的重镇,杨陵蘸水面亦即武功蘸水面。这些年,“岐山面”“户县软面”“扶风一口香”“杨陵蘸水面”等牌子已经深入人心。作为武功人,我常常引以为豪。因为武功是中国农业的发祥地,是周文明的源头。岐山、扶风、武功都是先周文明的中心地带,这面食的叫法不同,做法也不尽相同,尤其是“味”,也有微妙的差别。可是,我认定不论是哪种面食,其中都有周文化的因子。本质上,就是一个大写的“味”。我想起了一则古老的传说:西府的面食文化与周文王的亲民思想有着直接关系。相传周文王执政时,在一次狩猎中获取了一个叫“年”的野兽,宰杀后烹煮,让随从们分享。“年”的肉十分鲜美,肉和汤味从宫廷中飘散到村野乡间,老百姓纷纷出门,赞叹和议论。消息很快传入宫内。文王知晓,即令宫中人员将肉汤分给老百姓享用。老百姓得此汤,舍不得独自享用,又分给更多的远方亲戚,以感激天子赐福。岐山面之汤,“一口香”之汤,“汤汤面”之汤,便由此而得。家乡还有另一则传说。说是旗花面是状元康海发明的。康状元遭贬后回到故里,愤然的情绪一时难消。他除了奋笔写作和组织戏班子自娱外,也研究饮食文化。他发明的旗花面的做法是汤要纯正的鸡肉汤,臊子也不用猪肉,而用鸡肉丝,外加黄花菜、海带丝、胡萝卜丝等。这个面味是以鸡肉汤的香味打头的,也称作“鸡丝面”。这个面让古老的汤汤面又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也平添了新的民俗文化的色彩。康老先生回归自然,一切率性而为,为了远离政治而享嘴福,才发明了旗花面,亦不失为民俗饮食文化的一大贡献。直到现在,我在省城工作的朋友们,还时常要我带他们去武功,吃汤汤面、旗花面。每次去,我都打心眼里高兴,认为这是荣光归故里的一种表现。汤汤面的做法很讲究。先是“爛”臊子。即把肥瘦相间的大肉切成黄豆大的小块,放在铁锅里,用文火来回翻动10多分钟,让肉“儒”下来,也就是除去那腥味,再放适量的花椒、大料、大葱、大蒜、辣椒、生姜、料酒、酱油、面酱及少许的醋,炖上一个多小时后,再一次加水加盐,还要滴上几滴白酒,再炖一个小时才成。“爛“出来的臊子色深味正,油而不腻,香醇可口,其次是备臊子菜。季节不同,臊子菜也有异。冬季的臊子菜是把大葱(也有用蒜苗的)切成小环状,再把红萝卜切成细丝,还有海带丝、黄花丝、有菱形的鸡蛋饼,几样东西拌在一起,红是红,绿是绿,黄是黄,一看就让人掉涎水。调汤时,先要把盐炒一下,然后用幵水一击,再加放臊子、熟好的菜籽油、醋和臊子菜。汤汤面的极品是巧妇的手擀面。面要和好,“醒”到位,揉到位,然后才会薄、筋、光。后来有了压面机,“手擀面”就被机器面取代,这面味自然不如先前。汤汤面也称为“一口香”。主家待客时,最惬意的是客人们吃个不停,十碗八碗绝不算多,二十碗、三十碗才算过瘾。家乡有句俗语:“吃上十来碗,才算垫个底。”因为面少,又不喝汤,而且越吃越能吃出味道来。我长到10岁那年,大年初一早上,我一口气吃了10碗汤汤面。母亲连连说:“吃得好,吃得越多妈越高兴!”也就在那一刻,我突发奇想,以后每年长_岁,就增加一碗,到20岁时,一定要吃20碗。想是这样想,后来是否完全按此碗数去吃,已经不大清楚了。然而,在我40岁那年,邻村的挚友,也是我的小学、初中同窗赵灿来省城看我。我要留他在西北饭店美餐一顿,他却执意不从。他说:“我这次来西安,就是想把你接回咱老武功镇去,美美地咥一顿汤汤面,还有老店里的冻冻肉、卤猪蹄、擦酥。让你过过咱们当娃时的吃瘾。”我一听就动心,当即改变主意,跟他回乡。那天,我俩什么菜都没点,就吃汤汤面。吃着吃着“镖”了起来。他问我:“你今天打算吃几碗?”我说:“你说哇多少碗就哇多少碗!”“那好,我先吃20碗,你看咋相?”“20碗算什么,小看我本事了吧!”我不服他。我们让服务员一个劲儿地往桌上上“实碗”,不断地端走“空碗”,端盘子给我们上面的小姑娘一会儿伸舌头,一会儿做鬼脸。似乎在说,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两个“二杆子”,竟然比赛吃汤汤面。结果,赵灿吃了24碗,我竟然吃了27碗。真是争熊的很。我过60岁生日那年,老赵也来祝福。席间,他又“挑衅”:“伙计,今天还能比一比吃汤汤面的碗数不?”我笑了:“老了,咥不动了!”老赵说:“谁都有年轻的时候,都有争熊的时候,也都有服输认卯的时候。你一辈子要强,如今能说出此软话来,我也服了!”我永远忘不了儿时过大年时吃汤汤面的那种感觉:大年初一早上,母亲为我们兄弟姐妹换上修补后的“新衣”,就放鞭炮,然后就“出汤”下面。“出汤”也是母亲做汤汤面时的专用词汇。母亲做的汤汤面的味,是那样的香爨。吃了这顿面,整整一个春节甚至一整年都觉得回味无穷。家有贫富之分,但不论贫与富,大年初一早上的汤汤面是必不可少的。吃罢汤汤面,出门见伙伴,整个街头巷尾都弥漫着这汤汤面的香味。那些同龄的玩伴们,嘴角常常留着小菜叶和油渍,那种满足和惬意,着实无法用语言去表达。吃汤汤面是不喝汤的。假如你开始喝汤,就会被认为吃饱了,喝几口汤以示结束。外地人来故乡,往往闹笑话。我上小学六年级那年,有一支解放军连队帮生产队收麦子,生产队长安排专人为其做汤汤面吃。战士们端起碗连吃带喝。乡亲们劝说,不要喝汤,多吃面。战士们不依,说这汤太美味了。再说,光吃不喝就是浪费,这是纪律不允许的。结果,先前准备的面条剩下了几大盘,出的汤却叫他们喝了个精光。这件事成了村中的笑谈,直到现在还被人们时不时地提起。不过,上辈传下来的吃汤汤面要回汤的习俗也需要改进。这些年人们生活富裕了,不少家庭一改前俗,都是一次性浇汤,这是民俗的悄然嬗变,是历史的进步。这多年寄居大城市,常有宴请,什么生猛海鲜、南北大菜,我总觉得没有母亲做的汤汤面好吃。可惜,我学着做了多次,总没有那种正宗味道。实在想吃了,就借机会回家,让老母亲亲手做上一顿,解解馋。现在,母亲有了年纪,手脚不灵便了,我不忍心让老人家去擀面、做汤,嘴上说“我在外边啥好饭没吃过,随便做点饭吃就行”,可是,心里老想着汤汤面。吃不上,就觉得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以致回城几天,心里还在想那汤、那面、那味。庆幸的是,我的妻子最终学会了“爛”肉臊子,是地道的武功家乡味道。老母亲常常向人夸耀这个儿媳妇,说儿媳妇学会了这个活儿,就能像她一样给儿子做汤汤面吃。而我,也常常利用回老家的机会,向母亲请教怎样调汤味,还有如何"滩”鸡蛋饼。几年后,我也成了做汤汤面的行家。同在西安工作的弟弟雷愚一再说:“哥做的汤汤面跟妈做的味道一模一样。以后不用回老家也能过过汤汤面的瘾了。”弟的话没错。这些年,弟、大妹、小妹常常来我的住地聚会。他们一到便说:“今儿个还要吃汤汤面!”当我系上围裙,拿起灶具下厨房时,弟妹和儿子、侄子们都会投来赞赏的目光。我看到这目光,就如同看到母亲慈祥的笑容,看到往日过大年时全家围坐在一起吃汤汤面的情景。于是,我做汤汤面的手脚便更麻利,心情更欢畅了。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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