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嘉庆间官方编修《钦定全唐文》系以内府旧藏陈邦彦辑本为基础增补删订，陈辑本原帙其后下落未明。据上海图书馆藏钞本《全唐文目》内容，可判断为清廷重编阶段过录的陈辑本存文总目，是已发现资料中最接近编纂底本的史料，提供了考索旧辑已成规模、具体分析清人整理唐五代文献得失的重要参照。

作者简介：

夏婧，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

唐五代诗文作品经由清代官方组织编纂为《御定全唐诗》九百卷、《钦定全唐文》一千卷，是近现代文史研究长期倚重的基本文献。《全唐诗》编修主事者曹寅档案的整理结集，编纂底本如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全唐诗》稿本的完整刊出，为探讨官修本成书始末、编纂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佐证[1]，也有助理解现有文本处理的得失因由。近年随着清代档案不断刊布，《全唐文》成书阶段的一些重要环节也渐趋明晰。与官修《全唐诗》情形类似，清辑唐五代文的编纂也依傍于一部内府旧本，该底稿未见存世，但通过比勘编校阶段遗存的几种文本实物，仍可拼接出较此前远为详尽丰富的线索，并据以反观编者的取舍裁断，笔者前撰《清编〈全唐文〉稿抄本及校档述要》（《文献》年第4期）曾作考订。近期又于上海图书馆检得《全唐文目》一种，考其内容，可判断为清廷重辑唐文时过录的旧本存文总目，是已发现资料中最接近编纂底本的一份史料，兹作考释如下。

钞本《全唐文目》与“内府旧藏《全唐文》”关系探源

《全唐文目》（线善－13）钞本五册，每册首叶钤有“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上海市图书馆所藏”、“上海图书馆藏”朱文印，末叶有“中华民国廿六年五月七日”蓝紫色戳记。第一册首叶复有“文选楼”墨文印。“文选楼”“扬州阮氏琅嬛仙馆藏书印”皆系清人阮元印鉴，可知曾经其箧藏。上海旧书业二酉书店于年7月刊印《二酉书店书目》著录“五六四三，稿本，全唐文目十六卷，扬州阮氏文选楼原钞红格精写小字本，有阮氏印章记。五厚本，实洋四十元”[2]，所记即此部钞本。书店经营者徐绍樵、王昭美均为扬州人士，或藉地缘之便收采乡邦文献。因久未售出，至年12月曾调整价目，“全唐文目十六卷，红格精钞本，文选楼珍藏印。五本，二十五元”[3]。钞本第五册末叶有手书“二十五元”字样，“中华民国廿六年五月七日”应即年入藏上海市图书馆登记时间，可知大致递藏转售始末。

清代官方组织纂修唐五代文，始于嘉庆十三年（）十月，仁宗因“内府旧藏《全唐文》”虽已初具规模，但体例未协、选择不精，下诏重辑[4]。随即在西华门内文颖馆设置编修处，添派提调，遴选总纂、纂修、协修等各级职员。编撰开展之后，又相继增派总阅数人专司校勘，组成以翰林院编修、庶吉士为主的修撰班底。内府旧本唐文亦下发至修书处，缮录副本，作为后续编纂的工作底本[5]。参修馆臣以之为基础，普查相关文献，进行篇目文字的增删校改，逐一编定卷次，依照内府书籍进呈本款式缮写录正。至嘉庆十九年（）闰二月，文颖馆诸员完成初步纂辑。同年六月，书稿交抵扬州两淮盐政，由其组织人力校订刊刻[6]。随后又经增补删刈部分篇目，最终厘定成编，于嘉庆二十一年（）十月刻印刊行[7]。

此部钞本所有者阮元（－）字伯元，一字芸台，乾隆五十四年（）进士，为当时名儒。嘉庆十四年（）因失察科考事褫夺浙江巡抚之职，九月授编修在文颖馆行走。适值清廷重辑唐文，因任总阅一职。至十六年七月升少詹事，十七年五月补授工部右侍郎管理钱法堂事务，十月改任漕运总督[8]。实际在馆约两年，主要参与前期校阅。钞本《全唐文目》或系在馆期间录副使用，离馆时携出。个别处附有朱笔校订批语，如钞本第一册叶10a“与宁王宪等书”，粘签云“（阙）皎诏（阙）王宪等书，删”；第五册叶11a“元度《论十体书》”，粘签云“即唐元度，应加唐字”；叶11a“郤昂《梓材赋》《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叶11b又有“郗昂《老人星赋》《骊山伤古赋》《蚌鹬相持赋》”，粘签云“郤昂，郤与郗同，应是一人”。粘签存数无多，仅前举三处，未知是否尚有散落者，所涉问题，刊本已作改订。《全唐文》重辑阶段，相关文本往往经多人、多次传阅校核，具体责任者不易逐一厘清判定，尽管难以断言上述批语即出阮氏手笔，但也不乏此种可能。《钦定全唐文》刊行之后，阮元曾于嘉庆二十三年（）作《全唐文补遗》一卷，辑录官书未收作品一百二十八篇[9]，可知其对纂辑唐文事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