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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有个法门寺，把天磨得咯吱吱，扶风有个法门塔，离天只有三尺八”，曾有民间谚语如是形容法门寺塔的巍峨高大。文献则记载扶风历史上有很多寺院，如法门寺、高王寺、贤山寺、竹村寺、社公寺、上平寺、菊花寺、金龙寺、清凉寺、兴龙寺、风泉寺、万善寺、龙光寺.....等，现在保留下来堪称代表的只有法门寺，众多寺院名称让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寺院林立的情形。 法门寺塔据文献记载创建于东汉桓、灵帝年间,因为建立时间很早，所以又被称为关中塔庙之祖。所以很多人对法门寺的认识，在于那个曾经摇摇欲坠但一直耸立的真身宝塔，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发现地宫之后，法门寺才真正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令人叹为观止的皇室供奉器物、目前唯一发现并得到确认的佛指舍利等吸引着前来瞻仰的人们，法门寺作为唐代皇家寺院的等级和性质也被文献和实物所证实，历史上有多达八位唐代皇帝来扶风迎奉佛骨舍利往长安宫中供养，上行下效的缘故使得整个社会也深深陷入到了痴狂的膜拜之中，每逢重大法会或者迎奉活动时，信众常常有断指燃臂、穿骨锁筋等极端的举动以示其虔诚之心，随着对大量出土实物和文献记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唐代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逐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法门寺无疑是唐代佛教尤其是密宗佛教的发展的一个缩影，很多专家学者对此已有很深入的研究，那么扶风地区除了法门寺以外的佛教遗迹又有哪些，影响究竟如何，一直以来并未被世人重视。 继法门寺发现地宫前后，在扶风县境内的考古调查和抢救性清理过程中，陆续发现了建和乡豆会冯家村（今属法门镇）佛教造像窖藏、胜利机械厂一区造像窖藏、扶风县党校原址唐代钱币窖藏、中观山凤泉寺塔下铭、上品寺原址出土的带铭佛造像方座、朱村寺保留的樊道安造像碑和千佛碑、以及在天度镇、南阳乡等地发现的各类佛造像、经幢、石碑等大量佛教文化遗迹。这些为我们回顾认识扶风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也对法门寺以外的扶风县境内佛教文化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目前在扶风除了法门寺外的佛教遗迹外，还有原建和乡豆会冯家佛教造像窖藏出土的多件鎏金位佛或菩萨造像，分为多件组合和独立制作两种，其中部分造像有详细纪年，如冯氏贞观十六年鎏金佛造像，按常例可知它们是当时人们为求福报为亡故亲人祈愿所作并供养于寺中；胜利机械厂一区出土造像窖藏基本情况和此类似，出土约四十余件，此处系唐代兴龙寺遗址所在地，清代嘉庆二十三年《扶风县志》有载，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窖藏中保留有金元时期的耀州窑瓷器，这些造像体现出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后至此逐渐完成中国化的特征，而寺院一直延续到了金代；扶风县原党校旧址发现窖藏的唐代钱币，品种从汉代始行的五铢钱一直到唐代末期的背铸地名的“开元通宝”，时代跨度较大；朱村寺造像碑和千佛碑则显示出北魏时期造像刻画“秀骨清像”的时代特征；贤山寺保存有用明代北朝造像碑磨刻的石碑;城关上品寺出土隋代纪年的四方佛像座；鲁马龙里村出土的两件带纪年铭文的唐代圆雕菩萨造像则充分体现了佛教完全中国化后符合东方审美观点的造像特征等，这些北魏至隋唐时期造像都有明显的时代特点，最后在唐武宗会昌年间佛法劫难时，它们是被当地僧俗信众匆匆埋藏起来的。 纵观这些遗存和遗迹，可以发现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年代相对集中，遗迹多在北魏到唐代之间,时代特征明显；二是主要分布在法门寺周围，并且由法门寺向周边呈放射状分布，县域内东西南北均有发现；三是这些佛教寺院的影响和传承一直延续到后世，比如胜利机械厂区发现的窖藏鎏金造像里，就保留有金元时期的耀州窑青瓷碗碟，贤山寺里保留用北魏的佛教造像碑磨刻的明代石碑；四是境内保留了很多以寺院命名的地名，可见想见当年“....土披锦绣，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梵音连檐接响”（见汤用彤著《中国佛教史》）寺院林立遍布全县的盛况。 佛教作为宗教的一种，一直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皇室的推崇更使其发展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这其中法门寺作为皇家寺院的带动效应功不可没，我们在惊叹和流连于那些精美供养器物和石刻遗迹时，一系列问题一直萦绕我们的脑海，为什么唐代皇家寺院要选在扶风？佛教为什么会在扶风兴起并且延续千年至于后世而不衰？笔者以为这可能和扶风地名的来源、扶风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淳朴尚义谦虚包容的民风有很大的关系。 扶风位于汉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是出陇入蜀的重要节点,从文献看东汉时期开始很多和西域的交流以及佛教的传入都经过此地,对本地区影响深远,同时本地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佛教可以顺利在此扎根并且扩散。 众所周知，扶风是西周文化的发祥地，周人先祖古公亶父帅族人开始第二次迁徙于此地定居，并以此为作为东进灭商的根据地，西周青铜器出土从汉代的“尸臣鼎”（见《汉书.郊祀志》）至今不绝如缕，故扶风又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境内的周原遗址一直是考古科研单位进行考古发掘研究和进行商周历史考古学者眼中的圣地。周代最大的成就在于颁布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法令和细致的礼仪规定，从而规范全社会各个阶层的言行举止，由此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在群雄乱起征战不息的岁月里，他们凝聚了维持社会的平稳和强大的向心力。所以说“扶风”一词虽然缘于汉代官职和行政区划，取意“辅助京师以行风化”，但是几千年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却给很多普通人做出了榜样，例如西周文王（时为西伯）时期，方国虞、芮之间发生讼争，双方来今天扶风岐山境内找西伯侯仲裁解决，刚刚来到西周边界，看见当地人“耕者让其畔，民俗让其长”（见《史记.周本纪》），所以倍感惭愧，未见到文王就相互达成谅解而去；汉代以后的扶风更是地灵人杰，人才辈出，马革裹尸的马援、青灯著史的班固班彪、出使西域的班超、绛帐传薪的大儒马融.....等，可以说扶风从来不缺乏名人,这里有培育杰出人物和名人的历史基础。唐代最能体现扶风人崇勇尚义的特点的情节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在天下大乱、各地官吏纷纷投敌叛节、连天子脚下的市民都纷纷“骑驴上殿”趁火打劫国库的混乱时期，史书记载“扶风民康景龙等自相帅击贼所署宣慰使薛总，斩首二百余级.......”（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可以想象一下，在天下风云变色之际，有一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扶风民众在当地奋起抗击叛军，他们表现出的不是匹夫之勇，而且需要匡扶正义心怀天下的家国胸怀，所以精神尤其难能可贵。当时避难江南吴地的李白在和爽直豪气的扶风人窦嘉宾接触之后，写下了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扶风豪士歌》，其中以“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作为对扶风人豪爽重义性格和淳朴民风最好的诠释。扶风县在设立之时不但充分考虑到地理位置上起到拱卫京师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本地自古以来拥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和扩大影响的民风，用一句现代流行的话语来说，长期以来当时扶风一直是为社会传递正能量的代表和起源地，这和统治者利用佛教引导人们积极向善有殊途同归的效果，所以最终导致把皇家寺院设在扶风，进而本地佛教大兴，绵延不绝于后世。从而使当今扶风拥有了西周青铜文化和唐代佛教文化两个鲜明的历史标签。 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