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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是一座破败的关帝庙，坍塌成犬牙状的围墙守护着灰不溜秋的大殿，大殿屋顶下，我们和关老爷一起分享着昏暗的空间。教室的黑板是锅墨涂刷的墙壁，课桌是土坯垒成的墩台，上面抹了一层水泥。在这里上学的娃娃都是一群土猴，我们不知道天有多宽，地有多厚，不知道校门口的那条渭河到底有多长，当然更不知道在这条渭河的尽头还有一个大城市，它的名字叫西安。 可是小学四年级那年我们忽然都知道了西安。西安是被一个小姑娘带进我们教室的，老师说：“这位同学是从西安转学来的，她的名字叫杨杨。”我们当时眼睛一亮，这是一位模样俊秀却打扮古怪的女娃：她脸蛋雪白，留着齐耳短发，上身是白布衫，下身是一件短到膝盖的喇叭蓝袍——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叫“裙子”。这跟我们身边的女同学太不一样了，她们终年黑衣黑裤，吊着细长的黄毛辫子，脸面晒得黝黑。我们从此知道了西安，西安就是这么一个怪怪的东西。 老师把她领到教室最后面，指着我旁边的空说：“这是你的座位。”我心里一凉，完了，我的麻烦来了！我抬头四顾，果然有几个坏小子对我呲牙咧嘴——这是一种不怀好意的幸灾乐祸。 我们那时也就是十一二岁，但不知为啥男女界线却根深蒂固。男孩不能跟女孩说话，更不愿意跟女孩坐在一起，否则就会受到嘲笑。我因为个子高，坐在最后一排，身边正好有一个空位。我在劫难逃。 第一节课我好难受，身上像塞满了麦芒一样不自在。我尽量把平时舒展的胳膊腿紧紧收拢回来，惟恐一不留神碰着她，惹别人耻笑——我知道不少坏小子正等着看我的笑话哩。尽管我已经蜷成粽子，但不知咋的，那一节课中间她忽然突如其来地惊叫起来，“麻雀！啊——麻雀！”我吓了一大跳，急忙检查自己的身体，没碰到她呀，她喊啥呢？她说的是“洋话”——后来我知道那叫“普通话”，我们都听不懂。老师的讲课被打断了，同学们都扭过头来看她，她惊慌失措地指着教室里飞来飞去像炮弹一样乱射的雀儿——也就是她洋话中的麻雀。这在我们早已习惯了，庙堂窗户无遮无挡，屋梁上布满鸟窝，我们经常伴着雀儿的嬉闹上课，它们常常把屎拉在我们头上，碰巧也会拉到某个仰头打哈欠的同学嘴里——在西安长大的她大概没有见过这种情景，所以大惊小怪。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后，教室里爆发出哄堂大笑。 从此我们都把她叫“洋麻雀”——恰巧她脸上有几颗淡淡的雀斑，这是我后来偷偷发现的。 尽管我小心谨慎，但后来还是闹出了笑话。有一次上自习，我正埋头做作业，她“喂，喂”地轻声吆喝起来——我们的自习课向来都是乱哄哄的，虽然她的声音不大，可她操的是“洋腔”，很别致，大家还是听到了。我以为又有“麻雀”，抬头看看，没有呀。“叫你啦，你怎么不吭声？”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她白格生生的小手坦然地捅我的腰，“问你一道题。”她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只能“喂”我。我像被蝎子蛰了一样打一个激灵，教室里响起一阵嗤嗤的笑声，几个坏小子高兴得嗷嗷乱叫。我被弄得狼狈极了，她却若无其事。等一阵快活渐渐平静后，我抬头看看再没有人注意我们，就悄悄地写了一张纸条：“不要跟我说话！！！”推到她面前。她看着纸条愣了一阵，然后在下面写了一句话推给我：“为什么？”我唰唰又写了一句话：“因为你是女娃！！！”推给她，她扑闪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疑惑地望着我，望了好长时间。我不敢看她，怕又闹出笑话来。 但我不可能不看她。我是偷偷地看她。她上课也很难受，身体向上耸着，脖子像鹅一样伸得长长的。很显然，坐在最后面，她不大能看得清黑板，因为她个子小。这样很累，挺一阵她就受不了了，开始在下面做小动作。她的小动作让我开了眼界——她有那么多的好东西呀！她像变魔术一样一件一件把它们掏出来摆在桌面上，桌面上就成了百货橱架：上面印着乘法口诀表的彩色铅笔盒、熊猫形状的可以竖在桌面上的钢笔、各种动物模型的橡皮、鸡蛋形的小圆镜、可以折叠的小剪刀、花花绿绿的各种图案的邮票……最奇妙的是一件洋娃娃玩具，一个只有五厘米高的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女娃，不知被“洋麻雀”怎么一弄，就滴溜溜地在桌面上转圆圈。 我眼馋死了。 但有人不想让我享这个眼福。他是大魁，我们班坏小子的头儿。有一次下课后他从讲台桌上捡来一截粉笔，在我和“洋麻雀”的桌面中间唰地划了一道白线——这是我们班的规矩，凡是男女生混坐的座位都要有这么一条分界线的。可我不愿意有，“干啥，你？”大魁笑嘻嘻地说：“分开！你不能越过界线，看也不能看的。”“我不想……划线。”我本来想说“不想分开”，但怕人说我喜欢女娃——这在男生中是最最羞耻的事。“为啥？”大魁问我。我当然不能告诉他我喜欢洋麻雀身上那淡淡的雪花膏香味，以及她那一大堆让我心痒的玩具，可能还有她脸上那几颗调皮的小雀斑。 我用手去擦桌子上的粉笔线，水泥桌面非常粗糙，粉笔末都嵌进了细密的麻眼里，怎么都擦不掉。我跑出教室，到外面掬了一捧水，浇在桌面上，然后用衣服袖子抹，抹得我衣袖上手掌上都是粘乎乎的白泥浆。上课了，我将手上的白泥浆往衣襟上蹭，这是我们农村娃的卫生习惯。正蹭着，有人在桌面下碰我的腿，我一看，是洋麻雀，她悄悄塞给我一条花手绢。我不敢接，我这么脏的手咋能用人家的手绢擦呢？我仍旧往衣襟上蹭，洋麻雀不吭声，她用手绢把我蹭到衣襟的白泥浆擦干净了。我当时紧张得要命，身体板得直直的，一动也不敢动，惟恐弄出响声，惹得别人注意了。万幸的是同学们都在专心听课，也万幸洋麻雀的座位低，老师不容易看清楚她在下面干啥。 有一天抡到我扫地，我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等到教室没人了，我到外边捡来几块半截砖，垫在了洋麻雀的凳子腿下。她那样上课的姿势太难受了，万一哪天她向老师提出调换座位咋办？我很希望她留在我身边。 第二天洋麻雀来到学校，她先是在凳子前愣了一下，然后脸上笑出了浅浅的酒窝。上课了，她再也不用当鹅了。她很高兴，在纸条上写了三个字，推到我面前：谢谢你！——她现在学乖了，不跟我直接说话了。她咋就断定是我给她垫高凳子的？这个聪明的丫头！我不吭声，也在纸条上写下了三个字——这是我第一次写洋话：不用谢！ 从此我们好像形成了默契。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只羊，让我们临摹。我用的是铅笔，但洋麻雀却拿出了另外一件宝贝，那是一支可以伸出不同颜色笔头的圆珠笔。她把羊眼睛画成血红色，把羊耳朵画成草绿色，把羊尾巴涂成淡黄色。——西安的洋麻雀大概没有见过真羊。这只像孔雀一样斑斓的怪羊让我真想笑出声来，但不可否认，一只花花绿绿的“西安羊”也煞是好看。我没有彩笔，在着色上肯定比不过她，但我憋足劲要画出一只真羊来，我家里就有一只羊，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带它到山坡上去吃草，我的羊在神态上一定要超过她。我那天画得很用心，但画了一会儿我的铅笔芯折断了。我很着急，因为快要下课了，而我又没有带刀子——我的铅笔都是每天在家里用菜刀削好的。没有办法，我只好用牙去咬笔头的木茬，大概是我啃了满嘴的黑墨，洋麻雀望着我扑哧笑了，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件东西，搁在我的面前。那是一个像瓶盖一样的圆形塑料制品，中间有一个窄窄的刃片，侧面有一个圆孔，我不知道它是啥东西——后来我知道了那叫镟笔刀。我疑惑地望着她，她又一笑，从我手中拿过铅笔，塞在那东西的孔洞里旋转起来，一会儿就给我镟出了一个比锥子还要尖的铅笔芯。 那一节课后她要把那只镟笔刀送给我，我不要，我咋能平白无故地要别人的东西呢？再说了，这东西如果让那帮坏小子看到了又成了我的笑柄——因为只有洋麻雀才有这种新鲜的玩意儿。但第二天我在书包里掏东西时不知咋的就掏出了一只镟笔刀，我立即给洋麻雀写了一张纸条，把镟笔刀搁在纸条上一并推给她：“这是你的东西，还给你。”她看了后严肃地摇摇头，在纸上写了“不是我的”，又把镟笔刀给我推了回来。这镟笔刀的确跟昨天的不一样：那只是圆的，这只是方的，那只是红色，这只是绿色。我是一个好学生，既然这东西不是洋麻雀的，也不是我的，我就把它交给了老师。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然后问大家：“这东西是谁的，请上来认领。”我没想到身边的洋麻雀站了起来，操着洋腔说：“老师，是我的。” 我更没有想到过了两天，那只被洋麻雀认领回来的镟笔刀又莫名其妙地跑到了我的书包里。这一次我没有再去上交，我悄悄地把它藏了起来，每次用的时候都用手把它遮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别人看见了。但洋麻雀每次都能看见，她看见了就偷偷地笑。 得了别人的好处，我就想办法偿还。我偿还的方式是每次做完作业后有意识地把作业本放到靠近她的那一侧，让她看。洋麻雀的学习不咋样，后来我才知道那要怪她爸爸，她爸爸把她带回乡下后以为城里的小孩比农村的聪明，让她跳了级，没想到跳了级后她的功课跟不上，特别是算术。她上课爱玩东西实在是因为听不懂，为此经常挨老师的批评。我当然也不是让她全部照抄，我往往是列好算式，不给答案，留下思路让她思考。这样做的结果是她的算术慢慢有了起色，作业本上的“×”越来越少了。 就这样我们暗暗地互相帮助，觉得最后一排座位实在是最好的位置。但谁也没有料到后来的事。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坐在一起的最后一节课是算术考试。那是秋季学期末尾的一天，考试时天下着大雨，教室里光线很暗，我们都吃力地辨认着老师写在黑板上的试题。正因为光线不好，老师看不清楚下面的情况，作弊很容易，我把试卷使劲往洋麻雀那边推，我知道她算术不行，考不好又要挨老师的批评，上一次没考好，老师把她训哭了。但这次很奇怪，她只顾埋头演算，看也不往我这边看一眼。 那节考试课完了后，我们都站在教室的房檐下等着雨停，因为雨太大了，我们这些乡下娃没有像样的雨具。只有洋麻雀叭地撑开了她的红色花洋伞，蹬着墨绿色的高筒雨靴咯噔咯噔地走进了哗哗的大雨中。她在我们羡慕的目光中越走越远，走进了远方铺天盖地的雨幕，也走出了我少年温馨的记忆…… 第二天我们的算术试卷就发下来了。洋麻雀出人意料地考了分，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她——这是她转学以来得到的第一个表扬。但我身边的座位是空的，洋麻雀没有到校上课。老师把她的试卷交给我，让我替她保存着，等她来校后交给她。 但她永远没有来。 大约一年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大队的一个村子演电影，我和一帮小伙伴都去看。我们到达时电影还没有开始，放映机前的电灯亮着，放映员正在那里忙活什么，忽然我看见一个女娃从挂在两棵树之间的银幕前走了过去，白白的银幕把她映衬得非常清楚。洋麻雀！我差点叫出声来。失踪了这么长时间，她终于出现了！我撇下其他人，急忙跑过去找她，但等我过去后，她已经不见了。周围是黑压压的人群，远处是电灯光照不透的黑暗，她到底去哪里了呢？ 我心里十分懊丧，那天晚上的电影根本看不进去。 我知道她的家可能就在这个村里，第二天我带上她的试卷，来到这个村里打问，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她家。我激动极了，把她的试卷拿出来，小心翼翼地用手抹得展展的，我要告诉她算术考了分，我还要把老师表扬她的话一字不漏地转述给她——那些话一年来我不断地重复着，就等着这一天。我猜想她一定会笑，一定会笑出浅浅的酒窝和玉米粒一样洁白的牙齿，还有那像星星一样会眨眼的小雀斑。 我今天有很多话要对她说，没有那些坏小子在跟前我要说个尽兴——我真后悔，我们当了差不多一年的同桌，怎么连一句话也没说过呀？我要说我已经升了五年级了，并且当了班长，我还要说那个老爱批评她的算术老师已经被换掉了，现在教我们的是一个留着大辫子的女老师，我还要说我现在仍然坐在最后一排，身边依然空着一个座位……当然我的话不能太多了，我还要听她讲呀，她那个西安的洋腔洋调多好听啊！ 然而我的希望落空了。接待我的是她外婆，她告诉我杨杨和她爸爸刚走了，回西安去了。她还告诉我，杨杨她爸爸去年是被下放劳动的，后来问题搞清楚了，就又回去了。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杨杨外婆问我：“娃娃，你还有啥事吗？”我说：“奶奶，你写信告诉杨杨，她算术考了分，老师表扬了她。还有，你……告诉她，我们教室还……还有一个空座位。” 我不知道我后来咋会流眼泪的，我用一年前擦课桌上粉笔末的那个衣袖狠狠地抹着我的眼睛。 回到学校，我在我的课桌上重重地划了一条粉笔线，我让我的胳膊腿不要越过那条界线，我觉得洋麻雀还在那里坐着呢。 千万别碰着她啊！ （原载《中国作家》年11期） 作者简介 张浩文，生于年，陕西扶风人。海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小说集《狼祸》《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长在床上的植物》，长篇小说《绝秦书》及等。在《天涯》《钟山》《花城》《大家》《小说界》《上海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近百万字。长篇小说《绝秦书》荣获国内多项文学大奖。 醉墨书斋 分享阅读乐趣品味文艺人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