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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雨时(-)，当代诗评家。河北丰润人。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现为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作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名誉委员。 长期以来致力于现代诗学的教学与研究，从事诗歌评论写作。任系中文系主任期间，曾与河北作家协会联合举办两届作家班，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和诗人。 现今又特别 燕赵诗派、燕赵诗风的历史渊源 中国是诗的国度。在悠久、深厚的华夏文明的背景下，中国诗歌的传统源远流长。燕赵诗歌是中国诗歌历时性和共时性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有着和这一整体大致相近或共同的特征。但由于地域和某种文化上的差异，它又有着某些自身的特质和流脉。 今天的河北，古为燕赵之地。燕赵以来的古典诗歌传统，无疑是河北诗歌的渊源。对这种传统的追溯与探源，如果结合当代历史的转折与变革，又无疑有助于更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当代河北诗歌的历史走势和趋向。 战国时代，燕赵分别为七雄之一。它们地处北中国，北为塞外，南临中原。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它们特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燕赵文化，并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地域之一。“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作为历史文化的原型母题，一直在以后的诗歌中流转、衍化。荆柯刺秦，燕太子丹易水送别，荆轲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其精神气韵被历代的诗人所传唱…… 中国诗歌有两大传统：“诗经”传统和“楚辞”传统，并称诗骚。而燕赵诗歌是属于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诗经》中的国风，有很多就流传在燕赵一带。它们反映劳动人民在战乱中的痛苦与熬煎，表达他们在劳动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具有浓郁的人民性和现实精神。后世注释和讲解《诗经》的“韩诗”和“毛诗”都源于燕赵。当时，毛苌传授《诗经》的地方，后来叫“诗经村”，就在今河间县古洋河畔。 汉王朝建立之后，设置乐府，即掌管音乐的官府。汉乐府的一项有价值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汉书·艺文志》曾有明确记载：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也是来自民间，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但“赵、代之讴”与“秦、楚之风”，也因地域不同，而表现出殊异的文化意蕴和风土人情，因而各具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建安诗歌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的巨大变化。它的代表诗人是“三曹”、“七子”。他们大都曾被卷入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人生道路和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他们承继和借鉴乐府民歌，反映现实，抒写怀抱，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创作的高潮。他们的诗不仅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而且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建安文学的活动基地和中心——邺都，其地即在今河北临漳县。这些诗人虽不出生在河北，但他们所开创的“建安风骨”的诗歌艺术风范，也必将给此后这块土地上的诗歌以重大影响。魏晋时代，由于两汉经学的崩溃，人的思想的解放，带来文学自身意识的觉醒，文学观念日益明晰，到后来出现了一种讲求文学形式的风气。西晋的“太康体”就是这样一个诗歌流派。其代表诗人时称“三张”，即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他们是今河北安平人。三人中，张协成就最高，他的诗炼字析句，“巧构形似之言”，形成了一种偏重形式的华美诗风。但这种诗风的流行并没有掩泯燕赵诗风的精神主脉。同代诗人刘琨，河北无极人。其诗，清刚悲壮。《诗品》说它“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文心雕龙》说它“雅壮而多风”。仅存诗三首：《答卢谌》、《重赠卢谌》、《扶风歌》。这些诗都是诗人后期战斗生活的产物，有着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深厚的爱国感情。如《扶风歌》中，诗人这样吟唱：“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不仅描述了抗敌斗争的艰苦，也表现了将士们坚毅不拔的英雄气概。他的爱国诗歌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 唐代，中国诗歌历史的黄金时代。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是今河北涿州人。他们的诗歌努力突破宫廷诗的绮靡诗风，在创作上呈现了新的倾向、新的精神。四杰中.卢照邻的身世最为凄凉，因此，他的作品，多为悲苦之音。并且，他以七言歌行最为擅长，《长安古意》是他著名的代表作。在这首诗中，他揭露了长安上层社会的奢华与堕落，并与自己寂寞清贫的生活境遇相对照，表现了他清醒的批判精神。 盛唐诗歌，有两个主要流派：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的代表诗人，主要是高适和岑参。高适是今河北南皮人。他们都长于用七言长歌，描述塞外瑰丽风光，激烈战争的场景，以及丰富复杂的内心情感，表现为一种豪迈、雄烈、悲慨的艺术风格。高适的名篇为《燕歌行》。这首诗，在广阔荒漠的自然背景中，展现战斗的惨烈，对比战士与将军的不同生活，表现征夫的思乡之苦，并以“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悲烈诗句，揭示战士们舍生忘死的爱国情愫。这在唐代边塞诗中是一首难得的现实主义杰作。 山水田园诗派，主要代表诗人是王维和孟浩然。但刘长卿也是这一诗派的重要诗人之一。他是今河北河间人。山水田园诗的出现，不仅反映了盛唐社会的富庶与繁荣，也表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个性超脱的人格追求。它的精神取向，是人与自然契合。刘长卿以五言见长，有五言长城之称。他的诗，描写田园山水，用笔简淡，清切自然，常能创造出优美深远的意境。这类诗对后世河北诗歌的影响，也非常大。建国后当代河北的乡土诗，似乎与此不无承传关系。 唐代诗人中，河北籍的比较多，除上边提到的外，还有李峤，(赞皇人)、苏味道(栾城人)、宋璟(南和人)、李颀(赵县人)、张仲素(河间人)、贾岛(涿州人)、卢仝(涿州人)等。他们的诗，或奔放，或恬淡，或纤秾，或清瘦，各有所擅，各具特色。虽然成就大小不一，但都为唐诗百花园的繁丽贡献了自己的香色。 宋、元、明、清，属于河北的诗人不很多，值得一提的有宋代的柳开，元代的刘因，明代的薛论道等。柳开，今河北大名人，他的诗所存不多，《塞上》是名篇，学韩愈风格。此诗，以天静与响箭相映衬，写“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全诗境界开阔、高远。刘因，今河北容城人，他的诗多为伤时感事和关怀农民疾苦之作，如《白雁行》、《悯旱》、《观梅有感》等篇什，大都意脉遥深，风格雄浑。薛论道，今河北定兴人，著名的散曲作家。所著散曲集《林石逸兴》十卷，共收入小令一千首。他的创作在明散曲中自辟蹊径，有的描写边塞景色，有的抒发个人感慨，但更多的是讽喻世情，批判现实。大多笔意豪放，间含慷慨之音。 在此，我还不能不着重指出两位文学大家：一个是元杂剧作家关汉卿，一个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关汉卿，今河北安国人。他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熟悉他们的生活，同情他们的遭遇，用戏曲来反映他们的痛苦与不平。一生所作杂剧六十余种。现存《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望江亭》等十三种。作品中塑造了窦娥、赵盼儿、王瑞兰、谭记儿等一系列妇女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流传至今而不朽。他不仅是中国的戏剧大师，而且也成为世界文化名人。所作散曲，现存曲十套，小令二十余首。曹雪芹，今河北丰润人。他出生在官宦书香之家，少年时，家庭发生了大的变故，家道由盛而衰，他目睹亲历了这一过程，到了晚期，更遭受了极其穷困、清苦的生活境遇。《红楼梦》是作家以悲愤、回忆和批判的心情，来描写的一个贵族家庭的兴衰的历史。这部巨著，不仅是中国文学三千余年绵延不断发展中的一座高峰，而且由于它的极高的艺术成就所体现出来的我们民族的创造精神，也为世界文学所公认。它的文学价值，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红楼梦》中，亦有大量诗词。这两位大家的文学成就，虽主要不在诗歌方面，但他们的作品所体现的艺术精神，对河北文学一—包括诗歌——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永恒的。 从以上简括的历史描述，我们不难看出，河北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有《诗经》的抒情高度，有“慷慨悲歌”、“建安风骨”的精神高度，和由此而来的现实性的内质、人民性的意向，批判精神的张扬，以及多种艺术形式、风格的包容……正是这一切汇成了河北古代诗歌的汹涌澎湃的现实主义历史长河，并一直流贯至今。 燕赵诗派的当代演变与逐渐成型 河北当代诗歌是河北现代诗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承继和发展。它的产生有一个历史孕育的过程，存在着文学的历史前提。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过程中，与河北当代诗歌关系最直接、时间上最临近的，应该是晋察冀诗歌运动。这一文学运动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和艺术风貌的时代战歌。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根据地的建立就成了支持持久战的根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子弟兵在华北地区开辟了晋察冀边区，建立了民主抗日根据地。从此，这里既是一块抗战的热土，也是一片文艺蓬勃生长的园地。年以后，很多诗人陆续聚集到这片土地，如田间、邵子南、方冰、曼晴、魏巍、陈辉、徐明等。晋察冀诗歌中大量的、影响深远的还是战斗抒情诗。在严酷而悲壮的斗争中，人民所显示出来的伟力震撼了诗人的心灵。诗人在战斗中走向人民、走向土地，诗人与人民结合，于是在“赤子之心”与民族之魂、个人情感与时代精神的交织和融汇中，绽放出一束束铁与火锤炼出的诗歌之花。 晋察冀诗歌，反映了那个战争的年代，为我们描绘了动人的人民战争风俗画。对人民的爱，对土地的爱，饱满昂奋的战斗热情，是这些诗歌的基调。浓厚的生活气息，鲜明的战斗风采，构成了它们的共同特色。而其表现形式，也多是明朗、朴实、自然的。晋察冀诗歌在继承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作了某种发展和创造。不管是它所积累的深入人民、服务人民的艺术经验，还是它所具有的现实感、泥土味和战斗性特点，都直接影响了河北当代诗歌的生长形态。 应该说，河北诗歌群体的形成是与共和国的历史同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时代的巨大转折，由战争年代而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诗歌的题材、主题出现了重大转移，艺术方式也出现了相应的嬗变。虽然最初几年，河北诗歌创作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相对比较薄弱，但到50年代中期，就呈现了一次比较繁荣的局面。其原因，一方面是一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诗人如王亚平、远千里、曼睛等人，在新时代面前经过过渡和适应而重新歌唱；更主要的是一批从新社会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支撑起河北诗坛。最早岀现的是何理，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处女诗集《唱一唱农村》，此后，随着现实生活的脚步，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陆续有在彥芳、刘章、陈茂欣、浪波、尧山壁、聪聪、王洪涛、韦野、叶蓬、申身、戴砚田、韩放、村野、田歌、吴长城等人登上河北诗坛。年以来，著名诗人田间调河北工作，在他的带动和扶植下，到六十年代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朝气蓬勃、颇具潜力的诗人群。虽然当时他们还不成熟，并且后来难以避免地带有某些局限，但革命诗歌传统的滋育，以及对生活的真诚热爱和执著，使他们写出了一批歌颂人民历史主体，歌唱生活和劳动的优秀诗篇，为共和国的历史留下了清晰的诗的足迹。 因动乱而荒芜了十年，当历史跨入新的时期，由于时代变革的催发和鼓荡，河北诗坛呈现了前所未有生机和活力。其标志是——至年的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新诗评奖中，河北有四人获：刘章的《北山恋》、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萧振荣的《回乡纪事》、边国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这在当时，无疑是河北诗歌力量的一次总体性显示，也昭示了新时期河北诗歌的根本特点和此后的大体流趋。不同于当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河北诗人没有过多地抚摸个人的伤痕，也没有迷失于历史的隧道，而是很快从暗夜中转过身来，迎着新世纪的曙光，置身于现实变革的漩涡，从个人心灵深处感应人民的情绪和历史的脉动。因而，诗歌的真实性不仅表现为客观的真实，也表现为主观的真诚，在它的艺术核心体现了一种主客观交融的深沉而宏阔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既表明现实主义的复归，也预示着现实主义的深化，标志着河北诗歌历史性转机的到来。 这时期的诗歌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新涌现的并不年轻的青年诗人，如张学梦、边国政、姚振函、刘小放、萧振荣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思想受到压抑，胸中郁结着历史的忧患，因此，当时代的变革来临之际，他们生命的内在要求正好与思想和艺术解放合拍，所以他们的创作率先体现了这种诗的自觉。早在年，张学梦就在《现代化和我们自己》一诗中提出“人的现代化”问题，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之后，他就一直抓住这一“当代性”主题，并从更广阔和纵深的时空上，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另一部分是前述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此时已步人中年的诗人。他们是连接两个时期的诗人。他们肩负着两种使命：承前和启后；他们面临着两种困惑：旧的已去，新的未来。他们只能在这种极为痛苦的矛盾冲突中，经受诗歌变更浪潮的洗礼，更新诗歌观念，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艺术生存方式。年河北作协召开了中年诗人讨论会。对诗与政治的关系的重新理解，对自己创作历程的反省，使他们曾经被剥夺和压制的主体意识得到复苏和觉醒。从此，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各不相同的艺术探索。例如，浪波改变了原来农村赞歌委婉清丽的格调，而致力于对民族精神的探源，在盛衰更替的历史风云中，思考民族命运，以历史联结现实，使他在一种文化层次上开拓了自己的诗歌视野；尧山壁的诗，从注重外在的客观描摹转向对内心感受的捕捉，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和诗意；王洪涛的诗，从清浅走向深沉，于质朴的抒写中倾心于哲思的发现；申身遵从“现实一人一美”的艺术指向，在生活诗化中，追光逐彩，在逐步趋向超逸的境界中不乏哲思；戴砚田从对生活的直叙，转到对现实象征式的观照，开辟了一种新的艺术思维方式；旭宇以“醒来的歌声”表达了他对过往的苦涩反思，对时代新生力量的歌赞，同时在诗歌技艺上也体现了对现代意识的自觉。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当时全国的大气候是：在此之前就有了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诸如诗是否应“自我表现”的讨论、如何协调“对传统纵的继承，与对西方现代诗横的移植”的关系、某些诗主题的多义性和情绪的朦胧性而引发的关于现代诗的“懂”与“不懂”的争论，等等，对河北青年诗人有很大的触动和启发。受此触动，河北某些青年诗人的探索和实验也悄然而强劲地进行着——生命体验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变诗的线性平面结构为时空错位、内外交织的立体建构，意象、象征、暗示、反讽、隐喻技巧的大量运用，语言的新奇拼接，以及语境的超现实的神奇感等，使河北诗歌焕发出迥异于传统的奇特艺术风采。在这种不可遏止的艺术革新潮流中，弄潮的河北青年诗人为数不少，在80年代中后期就有伊蕾、郁葱、白德成、何香久、张洪波、曹增书、靳亚利、大解、杨松霖、简明、李南、徐国强、杨如雪、赵云江、王建旗、韩文戈、醉舟等，进入90年代又有一批带有“先锋性”的青年诗人走上诗坛，如殷常青、陈德胜、曹继强、宋峻梁、赵丽华、李寒、胡茗茗等。 以上河北青年现代诗群的出现，是河北当代诗歌史上重要的一环。它的贡献是：第一，个体的主体性在诗中明显确立；第二，对诗歌本体“肌质”的进一步强调；第三，对跨文化语境中外国现代诗歌的倾心 大解的长诗《悲歌》，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史诗叙述话语的历时性文本，而是共时性的。正是这种共时性，使诗人做到了真力弥满，万象归怀，百感横集，既概括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又突人了生命体验的未知领域。这首诗有着强烈的“现代性”，它是精神型构和话语型式的现代性，而不是物质主义和科技暴力的表面化的现代性。何香久从大海狂暴的人生走来，在天、地、人、神四维空间中“守望”，呼吸和领悟着神性。杨松霖创作于年的《关于门的四首诗》，以四种门为象征，把四种现实在相互作用、冲突、否定中，连成一个整体，展示了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的种种困惑、尴尬和荒诞。此后，他的《尘埃》、《宿命》更深入地显示出对人类命运的认识深度。在这些诗中，诗人将与人类的生存困境密切相关的噬心经验和悖论，经由思辨提炼出来，然后不留余地地展开犀利的分析。这样的诗歌写作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意义是，它使得我们的存在更少遮蔽，更多敞开；更少卑屈和蒙昧，更多尊严和自觉。 河北当代诗歌，从开创—发展期到转型—涌流期发生的嬗变，体现出较大幅度的历史性演进。它经历了两个时期，中间有大的转折，尽管转折中出现了对诗歌观念和规范的重新审视和鼎革，前后期有了很大变化，但这种变化都是诗歌发展的艺术规律使然。它的总体趋势是：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单调、单一走向多样、多元。 燕赵诗风的整体范式和美学特征 从上述这些粗线条的勾勒可以看出，当代河北诗歌创作虽然走过了和全国诗歌发展大致相同的历程，但在整体艺术气象上，确也显示出了自己特异的精神和风貌。简言之，燕赵涛风的根本特征，就是在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艺术观念和审美方式的统领下，燕赵诗人群体深情而执着地 一、内在精神：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执著 燕赵大地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且这种文化在其发端之时，就已显示出了浓厚的伦理政治色彩，“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歇之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道德操守，也是政治品格。又由于地处北中国，边地征战频繁，常遭异族入侵，因此，爱国主义精神便成了燕赵文化的重要流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作为原’型意象，不能不在燕赵诗歌传统中不断地复现与增值。晋代刘琨的“揽辔命徙侣，吟啸绝岩中”(《扶风歌》)，唐代高适的“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助”(《燕歌行》)，都震响着悲慨之音、清拔之韵。曹植虽不为河北人，但他的《白马篇》，却写到了燕赵的爱国健儿：“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弛。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歌颂了他们“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牺牲精神和崇高品格。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诗歌，继承并大大发扬了这种优良传统。在那场严酷而悲壮的皿与火的斗争中，活跃在河北的诗人们走向人民，和人民结合，他们的诗也随之吹响了鼓舞人民，激励人民的战斗号角。田间、王亚平、方冰、远千里、陈辉、曼晴等人，写出了·一系列抗战诗歌。烈士陈辉在—·首诗中这样抒写自己的报国之志：“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JL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丈夫—死耳，羞杀狗汉奸。”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面对这条雄浑悠远的历史文化长河，我们确实可以时时听到慷慨悲歌的传唱。但是，如果我们再作些深层的理性分析，便不难发现，这种慷慨悲歌与其说是一种诗的风格，倒不如说是日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河北诗人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它的突出特征，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就是永远追随时代的脚步并与人民群众声息相通。鲁迅先生曾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马上日记之二》)其实，不仅革命时代，任何时代的文艺家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并由此而决定着他们作品的面貌。河北诗人群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不论是面对昔日革命战争的烽火，还是今天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从来不做旁观者，而总是以诗歌为武器，做生活的积极投入者，有的甚至以战斗者的姿态而出现。已故著名诗人田间同志，就可以称得上这方面的典范。他在根据地开展街头诗运动，以“革命的战士”的姿态投身抗战。这种“战士情怀与品格”，是特别值得敬佩的。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诗也必然随之发生新的变化，但其精魂仍在，内在精神依然如故。不仅纵向发展如此，即以近年来的河北诗歌创作而论，或抒发思古情怀，或状写现实潮涌；或咏唱人生悲欢，或寄情山水，寻幽揽胜，题材领域空前拓展，艺术手法日见其新，可以说干变万化，纷纭繁复，却又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这个“宗”，就是由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双重建构所凝铸的燕赵诗魂一一时代精神的感应与张扬。 二，思维框架：以现实为中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与这种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生活态度适应，燕赵诗人确立了自己大体一致的思维框架，这就是一切立足于现实，并以此为坐标，反观历史，梦想未来。如前所说，当新时期的曙光降临的时候，燕赵诗人并没有沉缅于昔日的伤痕，而是迅速调整自己的情感和心态，大踏步地投入新的生活，为波澜壮阔的现实而歌，为美好的未来而歌。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些诗人的心灵深处没有历史的重负，昨天只是—片空白。对于现实的执著 悲观有非观的理由，乐观有乐观的依据； 但明天，明天，明天属于新的等高线。 …… 啊，通过盘旋上升的困惑的梯度， 祖国，我在光芒四射的远方等你。 这些诗，由于直面现实，并把现实作为历史的承继与廷伸，因而就具有了时代的纵深感和历史的对比度与穿透力。 三、语言范式：情感素质与地域色彩对应交融。 新时期河北诗歌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地域色彩的日益强化，这也是其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当然，强调诗歌的地域特色，并不是自新时期以来才开始的。以阮章竞战争年代的《漳河水》为例，它所反映的争取妇女解放和反封建的主题，是体现了历史要求的，同时，它所塑造的三位女性形象，所展示的漳河女儿情愫，又是由漳河水滋养起来的冀南妇女所特有的，其语言和结构都带有鲜明的冀南地方特色。新时期河北诗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作出了许多新的探索，把主要精力用于展示燕赵大地独异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因此当我们考察燕赵诗风这个概念的时候，燕赵大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不能不成为我们 著名美学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里，曾经着重论述过地理环境与艺术创作的关系，认为特定地理环境所造就的“精神气候”，对于艺术创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燕赵这片古老而凝恒的土地，北有燕山，南傍黄河，西当太行，东临人海。人民历代在这里生息、劳作。在长期的与自然斗争中，人们改变了这里的地貌，雕塑了壮美的山河，同时也铸造了自己独特的性格与灵魂。与巍峨耸峙、连绵起伏的大山，一望无垠的平川沃野，水草丰美的塞上牧场，波澜壮阔的大海汪洋等生存环境相适应，燕赵人民形成了勤劳而坚韧、豪爽而慷慨、质朴而淳厚的精神气质。而深山松涛、平川秀色，塞外风光、海滨奇景，也就构成了燕赵人民心灵质素的客观对应物和内在情感的表象世界。河北诗人在这样的自然和精神条件下从事创作，他们的作品就不能不带上这种特殊的情韵和地域色彩。 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变革的现实激发了人民建设河北的热情，人们的各种观念也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更新。诗人们寻求新的时代情绪，他们对人生与变革的思考，与燕赵大地激流涌进的生活和辽阔、雄奇、壮美的自然风物融汇契合，创作上展现了具有新时代特征的燕赵风情。刘章的《北山恋》，是诗人唱给燕山的一曲梦绕情牵的恋歌，依然是大山之子的情怀，但是在经历了历史的挫折与磨难之后，感情更加深沉。诗人把对变革的歌颂与对故乡的眷恋在更高的思想水平和审美层次上结合起来，使他对燕山的描绘更加神奇与飞动：“云中鱼，水中鹰，多情，都在青山倒影中”。而何理的《山音》中的燕山，则寄托着诗人沉重的历史反思，它沉默，“巍然不动”，然而“春华秋实属于站立的历史”，燕山是“崛起故乡的象征”。刘小放的渤海湾是苍凉、荒旱的，盐碱遍地，红荆丛生，这里有《血灯笼》的悲壮的故事，顽强的生命，这正为诗人关于人生的哲学思考，找到了客观对应物，经过现代情感的点化，就显示了淬砺奋发的时代风采。燕赵那片广阔而无垠的原野，更以其特有的温厚、沉凝而呼唤着诗人的灵性。平原景色在姚振函的墨下展现为一幅幅的时代风情画：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是一首磅礴的“抒发北方农民的/喜悦和自豪”的“抒情诗”，大踏步走来的“高压线把高昂而雄厚的旋律／唱给沿路的村庄”；即使是井台上晾晒的一条“花头巾”，也如同”一面彩色的旗帜”，宣告：“快把生活打扮起来吧，美，毕竟要战胜荒凉”……人们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土地上生活，连走在玉米地里吆喝一声，都感到无比的幸福!. 四、美学特质：总体风格与个体风格和谐统一的燕赵风骨。 我们所说的“燕赵风骨”，是指当代河北诗歌创作整体的精神气韵和艺术表现。它是燕赵诗风的重要美学特质。古代文论中的“风骨”，是说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达到的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所谓“风清骨骏，篇体光华”，也就是说，诗的内容要情志高昂，意气风发，诗的语言和形式要准确而整饬，两者对应，犹如人的灵魂与骨架合为一体，这样，诗歌才具有生命力。新时期河北诗歌是符合这艺术规范的，并且具有新的时代特点。首先它表达的是当代人复杂的但不失进取的情志，特别是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成了河北诗歌的主调。其次，创作的主导倾向和主要流趋是比较开放的现实主义。它忠于现实，但不排斥理想，它再现生活，但也允许主观色彩很浓的现代手法的介入。这就使燕赵风骨具有宏阔而坚实的艺术风采。就基整体性风格而言，燕赵诗风主要是：豪放而隐含着悲慨，质朴而不失光华，深沉旷远，刚健清新，雄奇挺拔。它反映着燕赵大地的整体精神和艺术秩序。这种风格作为河北诗歌的共同点，在河北诗人的创作中有着各种各样、丰采多姿的表现，从而造成了总体风格和作家个人风格的和谐统一。浪波的诗，豪放而不失隽水，尧山壁的诗，质朴而气韵生辉；王洪涛，沉实而朗健；旭宇，清新而激越，戴砚田，于恬淡俊逸之中含清拔之气，申身，于追光逐彩中有哲理之思，刘章，深挚的乡情中寄寓着燕山的雄烈，何理，北国的风情里蕴含着石头的个性，张学梦的创作，气势恢宏，思路开阔，想象神奇，语言峭丽，边国政的境界.凭高临远，山挺鹰旋，松涛滚滚，姚振函的个性，执著而开放，他感觉中的平原，温厚、旷远，流荡着一种深沉而壮逸的浩然之气，刘小放的气质，深朴而倔犟，他心目中的渤海湾，苍凉，悲壮，滚动着家乡人民坚韧而不屈的超拔之魂，此外，伊蕾的女性情愫，炽烈如火，郁葱的天真禀赋，纯净而雅致，大解的笔力老到，质实而隽逸…… 詹瑛先生在介绍《文心雕龙》时指出，“我们对于其中有关风格的理论，不能专从字面上去理解，而要认识它的实质，才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意义。”(见《刘勰与/span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中有关“风骨”的论述，确实可以从风格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刘勰写作这部书的本意，便能发现，“风骨”一说从根本上讲是对魏晋以来浮华侈靡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反拨。与其说它是对一种具体“风格”的倡导，不如说它是对一种新的文风的渴望。因此，透过河北人创作中所体现的“燕赵风骨”，我们仿佛看到他们在中国诗坛一度六神无主、浮华怪异之风盛行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刚毅，沉稳和清拔，看到他们在追求诗的风格的同时，一种不迷不乱，力求高格的精神气度。 苗雨时作品：当下诗歌写作的哲学困境与突围 任何时代的诗歌都是关于人、人的生存方式、人的存在境遇的叩问，关于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探寻。只不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答和不同的艺术传递，也因此形成人的诗意哲学的心灵史。 当今时代，在市场经济潮涌的鼓动下，经济神话代替了政治神话，中国社会呈现了一种奇特的历史景观：人的生存现场是物化媚俗，喧嚣浮躁，时尚弥漫，广告覆盖；而其底里所潜伏的却是人文沦落，价值失范，灵肉分裂，人性异化，生存压力。人的尊严，变为物的价值，人成了商品，自我消费或被消费…… 置身于这样的文化历史语境，人的生存处于极为尴尬和险恶的境地。“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临到如此的历史节点和境况，诗人挺身其中，仰望天空渺渺，俯视大地沉沉，迎向和直面人世间的滚滚红尘，他不得不重新探问：诗人何为？诗歌何为？然而，身陷社会文化历史转型的巨大漩流中，他承受了从未有过的一种哲学眩晕和诗学迷惘；一切都在变动、转折与离析，上升与下沉，前行与倒退，开始与终结；一切都在冲突、断裂与崩解，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男与女、爱与恨、生与死……面对这样的历史场景，诗人们虽也坚持创作，并且表面上呈现了一派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纷繁的风光，但因缺乏对人们生存本质的透彻，而使人们感到空幻、无着和寂寞。不思想、无思想，构成了当今诗歌写作的真正困境。 当然，我们那些卓越诗人，对此种人生历史的纠结，不是没有探索和破解。他们介入现实生活，以自我生命之“痛”感应时代之“痛”，在社会批判中首先进行自我批判，创作了一些勇于担当、充盈活力和有效性的诗作，尽管数量不多，却也是一片灰暗中的闪光，照亮了当下诗歌困境突围的精神指向。 不难认知，现代诗歌的困境，是现代人生存的困境，也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困境，但就诗歌本身来说，则是写作的“哲学贫困”。为此，诗人对当今人生需有哲学的思考和观照。为了化解人生存的艰难与窘迫，他们从三个维度进行探索： 第一、折返内心，重塑心灵，对抗物质对精神的挤压； 第二、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从自然中汲取爱的源泉和生命的力量； 第三、从世俗的日常生活中，发掘潜在的诗意，追求灵魂的超越…… 这是我从很多诗歌中，看到的关于人生价值与意义的主题意指和哲理思致。对此，我曾经极为赞赏，认为这为现代人的生存指明了出路，从而打破诗歌写作的沉沦。但是不久，我又疑惑，发现这似乎是一种无奈之举，总觉得有些逃避、妥协和龟缩，总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缺乏应有的锐利与锋芒：回归自然，回归不去，而且渐行渐远；超越世俗，超越不了，反而越陷越深；折返内心，又有点隔绝世事、独善其身的狭小与落寞…… 这样，诗歌写作就陷入了更深一层的困境：无力、软弱、挺不直人格的脊梁，像患了贫血症……。对此，我们能否实现写作困境的进一步的精神突围？这应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也许这样才能孕育出新的写作可能性…… 为此，我提出如下诗化哲学议题： 其一，物质享受与精神超拔。人作为生命体，离不开物质生存条件，一定的物质享受，也是人的生命的一种需求，我们并不提倡“苦行僧”式的生活，适当的物质追求，也是人生题内应有之义。但人又不能没有精神生活，精神超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与尊严。如果光有物质享用，只知道吃喝，而无精神意趣，那是人向动物退化。当然，只讲精神高迈，没有基本的物质保障，那也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凌空蹈虚。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构建一种真正属人的生存方式？ 其二、身体感知与灵魂升腾。对个人来说，身体感知是一切文学的出发与根本，眼、耳、鼻、舌、身五种官能，是人沟通世界、与万物相遇的窗口。而审美则需要灵魂的观照与升腾。人不能只成为欲望的容器，但也不能只是灵性的虚幻。只有灵魂，是游魂落魄，只有肉体，是行尸走肉，把灵魂寄寓于肉体，使肉体托举灵魂，从而形成灵肉和谐通达的完整的生命修辞。让身体蕴含浓厚的文化意味，既维护人的本能与天性，避免诗歌的苍白，又让心灵与魂魄激扬丰盈，张扬人生命存在的理想…… 其三，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现实关怀永远是终极关怀的根基，现实是大地，终极是天空，人生是生命从大地到天空的旅程，应该在二者融汇中生成新感性、新体验。伟大的诗歌是勇敢楔入现实的诗歌。那么，诗人面对着怎样的现实呢？这个现实，就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期的人生境况。它被纳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代现实体现为这一进程中人的生存背景所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更与纠结；它被看成是人的灵魂挺拔其间的各种因素以现代化为轴心所构成的动态的“历史结构”和立体的社会力场。直面这样的现实，诗人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焦急紧迫的热情，冷静深入的思考，探索和推进时代的更移与走势，使人通过自己的活动认清历史的某些本质，从而找到人自我存在的生命价值。这样，他们的创作被赋予了与社会历史同构顺应的更加包容、深邃的尺度和更加宏阔、多层的艺术空间。他们少了些否定意识，多了些建设精神，以巨大的综合能力和多样的语言策略，把长远目标置于现实之上、时代中心，并最大限度地把它诗化。 其四，诗人的道义伦理。道德与艺术，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诗学命题。尽管其极为复杂，但是“泛道德化”或“去道德化”，任何一种趋向，都使诗人无法以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写作。新世纪诗歌伦理维度的遮蔽与匮乏，恰恰是它存在的隐痛，也是它苍白无力的内质根源。而整个诗坛对“打工诗歌”怠慢、冷漠和迟钝，也正是此种病症的外在表现。当下诗歌的道德问题，关涉到现实历史情境下诗人自我身份的精神定位。他固然已不再是文化英雄，而沦为普通人，然而，既然矢志做一个诗人，那么，他这个普通人在与普通人共命运中，在与人类生存自然呼吸和相通中，就应该葆有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在他的人格结构里，必须以道义伦理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质。诗人的情感立场和写作姿态，只有以现代伦理为依据，并内化为自己生命的感觉，才能判定世间的善恶与美丑，高扬自己的价值取向，坚持诗歌的社会公平与正义。 此外，个体经验与人类智慧，求真意志与人格真诚，个人书写与公共空间等等，也都是人生命运轮转的构成因素，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综合的整体。 新世纪诗歌就是缺乏对生命的追问，对哲学的思考。人们普遍生活在冷漠、麻木和没有精神信仰之中，人人都是局外人又都不是局外人，比如南海事件，外国人登上自己的领土，如果是过去，连大学生都会上街游行抗议，如今国人已经麻木得不闻不问，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据说有位网友问某著名诗人为什么整天写诗却不对动车事故发一句评论？诗人回了他一个字：滚！从这一个“滚”字可以看出，当今的诗人和诗歌的状态(引自一箪对我博文的回复)…… 因此，我仍有挥之不去的忧虑，在经济、物质、市场洪流的冲击面前，我所设想的这些人文建构是否经得起考验？也许仍不能从根本改变现代人的生存方式…… 那么怎么办？杨匡汉先生在《以大智慧传达人类真实的声音》一文中曾说：“文明、诗歌和艺术的生长过程，往往是一个‘退隐与复出’的循环。诗己‘退隐’久久，‘边缘’久久。现在，是该迎向新世纪的太阳‘复出’，即做出从边缘返回中心的努力的时候了。‘复出’把汉语诗歌重新帯回涌动着生长的大地，帯回感性的、有血有肉的、有着人性丰富和崇高维度的情境，带回通过个人走向公众的独一份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和中国情结……人类真实的声音中重要的一部分。”(《诗探索》年第1-2辑) 也许杨先生过于乐观了，但其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世纪之夜己达夜半，精神的贫困日益深重，需要神性的疗救，而且，诗性与神性相通，哪里有贫乏，哪里就有诗性。在此种文化历史语境下，诗人只要不缺席，他站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以诗性的人类哲学智慧，不断地思考和探寻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解围之道，坚持现代性的诗歌写作，便是尽到了一个诗人的社会历史责任和艺术使命！ 苗雨时作品：关于诗歌日常生活写作的思考 当前，个人化的日常生活写作，几乎成了覆盖性的诗歌潮流。不论什么风格、流派，大都立足于现实日常生活。那么，什么是日常生活呢？ 日常生活，按通常的理解，无非是人的吃穿住行，男女嫁娶，以及生老病死。它既是一个社会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如果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日常生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本体性的地位，而现象学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则认为日常生活对人类的存在与绵延来说，具有“原初性”。总之，日常生活，相对于人类历史进程而言，它不是无足轻重的“碎片”和理性美学所摒弃的“垃圾”，而是历史进化的基础和动力，也是人类个体再生产的重要场域。真实的日常生活的具体特征是：俗常的，重复性思维与实践，传统和习惯性，模仿和类比的规范性，相互依存的安全感，以及容易满足的幸福感……。一般情况下，它是保守的，但并不停滞，也有震荡和更美好的追求。 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相对应。非日常生活是指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变革等各种活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两者之间，有着纠缠不清又相互制衡与促动的复杂关联。 诗歌的日常生活写作，是以日常生活为基本题材和抒写对象的。它坚持的是生活美学、身体美学，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其要旨是尊重日常生活、享受日常生活，致力于感性与身体的解放，以使每个人的生活都成为艺术品。 日常生活的审美，是生活美学的历史前提，也是身体美学的内在根基。生活美学主张，“美即生活”，或“真实即美”，强调美的活动回归事物本身的本质直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身体美学，又有历史的原始性。中国古代巫术礼仪活动中的“诗乐舞”一体，三者都与身体攸关。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与绘画，也都着力展示身体美。一切文学和艺术，从终极上看，都是从身体发出的。因为只有通过身体感知，外部世界才能进入内心世界，而作家和诗人也才能在两个世界的旋转对应中进行独特、自由的二度创造。然而长期以来，传统美学，却把灵与肉、理性与感性二分而尊崇前者贬抑后者。灵魂和精神成了唯一的审美主体，致使理性主义美学过于高蹈和玄秘。进入新世纪前后，在后现代文化历史语境下，美学实现了“跨界”和转型，致力于人在日常实践中感受世界和丰富自身，从而使美学指归从飘忽不定的云端降落在“生活世界”，并在人生存的大地上找到了坚实的合理的支撑点。诗歌的日常生活写作，就是在此种日常生活审美化情势下，急剧兴起并大面积漫延开来的…… 然而，诗歌面对日常生活，应该有怎样的审美维度？日常生活被纳入市场经济的无形之网，人的生存欲望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被更大的激发出来。因而在日常生活审美化进到审美日常生活化的途程中，就出现了两种向度：“表层审美化”和“深度审美化”。表层审美化，主要是一种物质审美化。它在消费与广告、影像的合谋中，使人们的日常生活被表面美化，无论是居所还是衣着，都追求一种风格化的时尚和趣味。其极端，是人变成商品的奴隶。而“深度审美化”，则主要是一种精神审美化，在俗雅之间，更侧重雅，探求一种日常生活的超越和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诗人对日常生活的切入点，应该是两者的过渡地带。肯定世俗享受，又拒绝异化；张扬精神确认，又不过于凌空蹈虚；而是把物质享用与精神超拨结合起来，构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生存方式。 诗歌的日常写作，是以诗人的个性化为出发点和以日常口语为主要的文化符码的。三者在“现实生存——人——语言”的相互关联中，完成诗歌的创造。个人化写作趋向是与世纪之交“重新做一个诗人”命题的提出并行、并从中衍生出来的。在这里，诗人已不再是时代的代言人、文化英雄、先知和预言家，也不再是生活的导师和百科全书，他从这些方面退守了，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他秉持普通人的身份和立场，独自介入人们灵肉分裂的生存困境，写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和命运。在集体意志和宏大叙事之外，发出个体独立的声音、语感、风格和个人间的话语差异。面对现实生存，诗人往往低势进入，运用平行视角，为了抵达某种“真实”，他广泛占有当代鲜活的、日常交流的、能激活此在语境的语言，经过抉择、洞彻而上升为本质的、根源性的诗性言说。以这样的话语刻画生命的细节和心灵的纹路，使人及其存在在语言中出场。真正日常生活的诗写，应该既是灵魂的，也是肉体的。正如谢有顺在《文学身体学》中所说：“要把诗歌写成一个灵魂事件，似乎并不太难，而要把诗歌写成一个含示人性尊严的身体事件，就显得相当不容易。身体意味着具体、活力、此在、真实，……有了它，诗歌将不再空洞，泛指，不再对当下的生活缄默。我喜欢灵魂节律和身体节律相谐调的诗歌，它是真正意义的面对存在，这种存在……，坚实而有力”。这是他对诗歌的理想企求，也是日常生活写作的诗歌所应追求的艺术极致。 当下，个人化日常生活诗歌写作，大致有两种趋向：一种是纯个人日常生活叙事。它不大 我们坐着，被历史忽略，被万物忽略 仿佛我们就是历史，就是万物 人不献身于抽象的历史，他的个体生命自身就是历史。人被自然万物所忽略，但却在与自然的物我两忘中安身立命。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生命生存的深度。 另一种个人日常生活写作，是以日常生活现象和事件为基础，吸纳一起非日常生活因素，形成一种内外浑成的个人日常叙事。由于有时代背景的映衬和历史渊流的融入，此种叙事，可以为日常生活扩容，也可以反思日常生活，或提升日常生活的高度。诗人从个体的日常生命体验中传达出一类人的共同心声。例如，郑茂明的《一只胃的诊断书》。诊断书这样写道： 医生说这胃，活得不容易 三岁之前，奶水艰难 吃了太多的糨糊 七岁时，胃有了三年饥荒 此后，吃过树皮、野菜和谷糠 八零年，这只贫苦的胃着实富裕了一把 吃上了大把大把喜悦的粮食 九零年，这只年近五十的胃走上工地 成了一家老小真正的口粮 胃是人体的一个消化器官，在日常生活中，它会有饥饿感、饱涨感和病时疼痛等生命感觉。胃的书写应属于身体写作。但此种身体描写，到了诗人的笔下，却以一份医生的诊断书，在冷静地分析一只胃患病的过程中，影射和展示了中国农民置身其中的历史年代从穷到富的起伏变迁。这种个人化日常生活叙事，就间接地表达了某种人们的历史境遇和某些时代情绪。 又如，孟醒石的《颈椎病》： 蛇有七寸，终生软骨病 我有颈椎，时常不舒服 即使是在头把金交椅上正襟危坐 也不如在自家硬板床上侧身平躺 此时，再没有比一个合适的枕头更重要的了 不能大软，又不能太硬 枕在上面，像种子埋进土壤 不能太高，又不能太低， 梦境恰好被野草遮蔽，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要平躺在硬板床上，睡个安稳觉 让每个骨节充分舒展，不再相互抵触 让恩怨稍歇，予头随北斗指向虚无 正如这静谧的黑夜，平躺在祖国之上 与民生息 她没有闪电，我不打呼噜 颈椎病是一种人的颈骨由于磨损或增生而导致的身体病，需要牵引或静卧来治疗，严重时要动手术。诗人采取的方法，是找一个合适的枕头，不软不硬，不高不矮，然后在硬板床上侧身平躺，这样就可以安稳入睡，而避开人事纷争、恩怨情仇。躺下后，舒服之际，他却突然想到：他“正如这静谧的黑夜，平躺祖国之上/与民生息”。从个人病痛后的身体感觉，出人意料地生发出了一个化解社会矛盾而构建和谐中国的重大主题。 当今时代，市场经济的潮涌漫溢，经济神话代替了政治神话，中国社会呈现了一种迷茫的历史景观：人的生存现场是物化媚俗，喧器浮燥，时尚弥漫，广告覆盖；而其底里所潜伏的却是人文沦落，价值失范，灵肉分裂，人性异化，生存压力。人的尊严，变为物的价值，人成了商品，自我消费或被消费……置于这样的文化历史语境下，人的生存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面对如此的历史节点，现代诗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也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历史困境。但对诗歌本身来说，则是写作的“哲学贫困”。当现代诗歌传统越来越远离普通人的实际生存的时候，个人化日常的诗歌写作，借助高科技网络急速兴起，新媒体为诗人们提供广阔、自由的书写空间。于是，诗歌的日常生活写作，便形成了多样、多元的发展态势。然而，无论什么风格、流派，总体观照，大多数现代性的个人日常生活写作，一般都以最基本的人性为词根，写日常生活中的爱情、亲情和友情、写一年四季轮替中的生命感应和远离乡土后的或浓或淡的乡情，对城市的某些生活往往带有一定的拒斥性。他们的精神价值的多维取向是：或退回内心，或魂归乡土，或亲近自然，或满足日常享受，这些聚焦于一点，就是珍惜生命，抗拒异化，维护做人最起码的尊严和生存权利，守望人性中最根本的真善美。这一切，在今天以金钱为中心旋转的物质挤压精神的历史情势下，在化解灵肉分裂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中，无疑具有一定的反拨性的积极意义。但仔细辩析，我们会发现，它们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是在处理物质享受和精神超拨、身体感知和灵魂升腾、现实关怀和终级存在的关系上所面临的哲学困境。其表现是：有的诗，写了很多日常生活，似乎也很鲜活，枝枝叶叶，根根脉脉，但只是表象，缺乏穿透力，显得琐碎而无味。即使有的折返内心，但内心不够强大，有的亲和自然，但自然渐行渐远，有的梦回乡土，但多村已经陷落，有的享受生活，但又有点只看眼前的浅薄。给人的感觉是，无奈而无力。与些相反，也有另一种，有的诗过于高迈，强调言志，道德，神性，拔着头发想上天，只在天堂漫游，而不识人间烟火。除这两种诗的内质困顿外，而写作本身的弊病是：不断地自我重复，缺乏原创和创新，安于既往，不思进取，甚或仿写、抄袭，严重败坏了诗歌风气…… 为了破除日常生活写作的哲学困局，克服写作中的一些不足，促使个人化日常诗写更健康的生长和延续，我们在此，提出诗人们应该警剔和着力的几点，以供大家参考： 其一，锐化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尊重敏识。这不仅是由于日常生活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常易导致感觉迟钝、麻痹，缺乏新鲜的生机和活力。同时，还因为感觉容易被外在的文明所裹挟，所以还应剔除一切意识观念和旧有的诗歌仪轨的负累，发现和珍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原初的感觉、感受、体验和感悟，保持其原生性、个性、特异性，甚至是唯一性，不让它轻易被人为所污染，所遮蔽，所改写，所替代。这是日常诗歌写作原创性、独特性的前提和关键。诗歌，永远是感觉的艺术花朵。 其二，日常生活的书写，要有灵魂的在场。现代生活的特点之一，是物欲的澎胀和灵魂的缺席。费西诺有一种说法，认为灵魂是连接精神与肉身的中介。表现日常生活，不仅要有身体的感知，使其生动，鲜活，具象，而且还要有超越性的精神欲求。在日常生活感受和享用中，有灵魂在场和飞扬，既可以指引日常生活的价值构建和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可以使自己周围的一切，花草树木或家居物件，都有自己的生命和故事。正是由于有了灵魂在场的日常生活，人才可能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其三，在语言中创造语言，使口语诗化。语言是存在的筑居。日常口语是普通人存在的家园。诗化的口语，是与诗人的感觉同步发生的，并注入了诗人生命个体的体验。它一方面负载着诗人的天赋、智慧、秩序感和形体感；另一方面它自身也是一个会发声的、说话的、独立自足的生命体。它传导了诗人的日常的生命经验，具有原创性，独特性，陌生感。一首诗是一次生命的觉醒，也是一次语言的自觉。诗性的口语，使生命的本真绽放出熠熠的华光！ 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