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年第4期，总第14期。

唐肃宗至德二载（）十月，唐军顺利打击安史叛军，长安、洛阳相继收复，形势可喜。此时，河北地区大部收复。乾元元年（）春天，时任左拾遗的杜甫，挥笔写下《洗兵马》一诗。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与主题思想，学界前辈多有所考证阐发，但并无定论，笔者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对此诗的写作本事与主旨略作发覆。

诗歌的创作年代与主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创作背景一旦认定有误，很容易误解作者原本的写作意图。因此，在讨论《洗兵马》的主旨前，首先要考定该诗的创作时间与背景。

《洗兵马》的创作年代自来有三种说法：一、作于至德二载（）秋收京之后。二、作于乾元元年（）春。三、作于乾元二年（）春。古代注家大多持乾元二年说，包括黄鹤、朱鹤龄、浦起龙、仇兆鳌、杨伦等人。今人观点则一分为二，萧涤非、朱东润、陈贻焮、廖仲安、张忠纲等人认为作于乾元二年春，时杜甫在洛阳;而詹锳、徐树仪、邓魁英、聂石樵、莫砺锋等人则认为作于乾元元年春，时杜甫在京师任左拾遗。

关于第一种说法，据《洗兵马》诗中“成王功大心转小”一句，即可定谳其说有误。按，《旧唐书·肃宗本纪》卷十载：（至德三载）三月，“甲戌，元帅楚王俶改封成王。”李俶被封成王在至德三载三月，即乾元元年三月，依此，完全可排除作于至德二载收京后一说。

关于第三种说法，《旧唐书·肃宗本纪》载：“（乾元元年五月）庚寅，立成王俶为皇太子。”可见，乾元元年五月，李俶已被立为太子，而此诗如若作于乾元二年，则此时再称其为“成王”便不合适。不过，萧涤非在《杜甫诗选注》中指出，杜甫称呼时人官爵有时与史事有异，如郭子仪由左仆射改任中书令，杜甫依旧称其为仆射。然而，成王封皇太子一事，在当时属天下皆知的大事，而且太子是国本，地位极其重要，杜甫不会不实写。作于乾元二年之说，应该也靠不住。

詹锳据史实与诗中内容分析，此诗创作年代当为乾元元年三月以后，五月张镐罢相以前。邓魁英、聂石樵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至德二载九月和十月，唐军先后收复长安和洛阳，诗作于第二年，即乾元元年，当在楚王李俶改封成王的三月和张镐罢相的五月之间。”莫砺锋、童强等也持这一观点。

综合古今学者的考证研究，《洗兵马》作于乾元元年（）一说当较为可靠。究其创作背景，据《旧唐书》《新唐书》等记载，至德二载后半年至乾元元年三月间，大唐发生的主要事件如下：

至德二载，十月，广平郡王俶与安庆绪战于沣水，败之。旋即复京师长安。又复东京洛阳。肃宗自灵武至长安，飨于太庙，哭三日。

十一月，回纥叶护自洛阳至长安，肃宗敕百官于长乐驿迎，并在宣政殿宴劳，叶护升殿，其余酋长列于阶下，赐锦绣缯彩、金银器皿。

十二月，玄宗自蜀郡至长安。肃宗大赦天下，赏封灵武元从、蜀郡扈从以及平叛大将等。

乾元元年，正月，玄宗御宣政殿授肃宗传国受命宝符，册号“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又上上皇天帝册号“圣皇天帝”。

三月，徙封李俶为成王，立淑妃张氏为皇后。

乾元元年春，杜甫在京任左拾遗之职，他为两京顺利收复而欣喜，同时，也看到了几个月来国家发生的重大事情。这些事件在《洗兵马》一诗中皆有反映。以上大致确定了此诗的时间与背景，再来分析一下此诗的创作主旨。

关于杜甫《洗兵马》诗的创作主旨，历来有不同说法。归纳起来不外有三种：即讽刺说、歌颂说、歌颂中有规讽说。具体内容如下：

（一）讽刺说

持该说法者认为虽然当时形势好转，但国家依旧存在祸患，杜甫以忧国忧民心态作《洗兵马》，批评肃宗不能恪守子道，在国家尚未安定之时不能任用贤臣，诗中表达了对国家前景的忧心。

南宋蔡梦弼认为，肃宗即位未久，“正宜刻励，以父为鉴”，但其所作所为令人寒心，国家尚未真正太平，献颂以谀肃宗者大有人在，现状不容乐观。因此杜甫发出“安得壮士”“洗甲兵而长不用”的感慨。

清初钱谦益在宋人基础上明确提出《洗兵马》旨在讥刺肃宗，“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认为《洗兵马》似颂实讽，皮里阳秋，通篇充斥着对肃宗的讥讽之意，且末句“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是杜甫发出的“太平之望邈矣”的哀叹。

清人张溍十分赞同钱谦益的观点，认为“此诗中藏多少事，讽刺不露，非牧斋解则终古茫然耳”。他在书中多引用钱谦益注解，亦感“鸡鸣、问寝二语，含刺甚深”。

清末曾国藩认为《洗兵马》虽不是“句句指摘”之作，但部分诗句明显地讽刺了有亏子道的肃宗和骤贵的灵武诸臣，这些都是“诗旨之显而易见者”。

现代学者胡小石认为钱谦益“深得知人论世之义”，其注高于诸家，《洗兵马》诗，发扬了“玄、肃当时宫闱隐情”。

陈贻焮在《杜甫评传》中指出：该诗是老杜离开洛阳返回华州前，有感于时事而作，不仅讽刺了当时存在的“不当措施和社会怪现状”，还表达了诗人对争取彻底胜利和结束战争的渴望。

主张“讽刺说”的以上各家，对钱谦益的观点基本表示认同，虽然其中曾国藩、陈贻焮指出钱谦益解读此诗有过失之处，但他们都认为杜甫此诗中当存讥讽之意。

（二）歌颂说

持该说者认为《洗兵马》作于两京收复后的大好形势下，表达的是诗人对全面太平即将到来的喜悦之情，通篇皆是欣喜愿望之词，全无讥讽之意。持论者主要有潘耒、浦起龙、袁枚等人。这些注家在提出个人观点的同时，对钱谦益的说法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清人潘耒在《书杜诗钱笺后》指出，钱谦益虽在注杜上颇有成就，但部分观点求新太过，坏人心术;在“问寝笺”中从杜甫“奔谒行宫，备官禁近”行为推断，杜甫不可能一边讥讽肃宗，一边去肃宗身边任官;并在“洗兵马笺”语中指明：杜甫以忠厚为本，“一饭不忘君，即贬谪后，终其身无一言怨怼”。认为该诗不可能含有任何讥刺之意。

清人吴瞻泰指出，《洗兵马》整体呈现出“中兴气象”，且诗歌法律整严，气劲坚骨，词雄壮胆，当为一篇“中兴颂”来读，通首皆“欣喜之词，属望过甚，并无一字隐讽”。

浦起龙也认为杜甫所作《洗兵马》皆“忻喜愿望之词”，当时“庆绪围困，官军势张”，杜甫在东都写下此诗，是为鼓舞士气，而钱谦益之笺注过于苛刻，实属“深文”，并严厉斥责钱笺是“坏心术，堕诗教”。

袁枚同样批评钱氏之注是穿凿附会之词，并且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随园随笔》中说：“牧斋笺杜，句句以小人之心窥君子之腹，穿凿附会令人欲呕，如以黄河十月冰为椟盖之冰，煎弦续胶为美馔。”虽然袁枚并未直接表明杜甫创作此诗表达的是喜悦之情，但从字里行间中不难推断出袁枚的观点。

《唐宋诗醇》指出：《洗兵马》诗是一篇“工丽之章”，且“用志欣幸”，认为该诗作于“河北屡捷，贼势大蹙”的背景之下，虽然略有寄意之处，但并无半点讥讽，同时指出钱谦益讽刺肃宗不修人子之礼的观点“可谓不善说诗”。莫砺锋解释说：“在崇唐的前提下，《唐宋诗醇》更鲜明地体现出崇杜的倾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宋诗醇》最重要的编选宗旨就是宗尚杜诗。”并指出《唐宋诗醇》对钱谦益的指责是不客观的：“上述对钱注的指责都与杜诗的政治含义有关，与其说这反映了诗学观点的不同，不如说体现了馆臣们坚决维护封建秩序的态度。”因此，《唐宋诗醇》作为一本敕撰的诗选，尊唐崇杜及尊君意识色彩浓厚，对《洗兵马》的评价并不客观。

林昌彝评价《洗兵马》时，多引钱谦益与潘耒的注解，在一驳一肯中表明“钱虞山笺杜诗多附会失实”。

总之，持“歌颂说”的诸家，几乎都对钱谦益的观点有所驳斥，认为钱氏之病在刻意求深，穿凿过甚。他们从杜甫“忠君”爱国的角度出发，以为《洗兵马》的主旨是歌颂唐帝国的中兴，是欣喜愿望之语，字里行间虽有抑扬之意，但作品中的情绪还是高昂的，决非“呜呼痛哉”的绝望腔调。

（三）歌颂中有规讽说

清代还有部分注家虽承认《洗兵马》中存在规讽的意味，但认为整首诗依旧意在歌颂，是一篇结合了批评情绪与欣喜情感的作品。这个观点得到了当今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这首诗寓讽刺于颂祷之中，整首诗是歌颂中有规劝。

南宋张戒表明该诗是“闻捷书之作”，喜气可掬，但有些句子“虽叙一时喜庆事，而意乃讽肃宗”，不过诗歌总体上说来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明末王嗣奭认为《洗兵马》诗“笔力矫健，词气老苍”，虽然部分诗句“微有风刺，如当时封爵太滥”之情况，但整体而言“喜跃之象浮动笔墨间”。

清初朱鹤龄指出：杜甫作此诗时希望肃宗不忘征戍之苦，且能任用贤臣，诗句中虽包含了对肃宗的规谏，但整体而言是“以太平之功望肃宗”，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玄、肃父子间的关系，杜甫“不应遽加讥切”。

杨伦则表明全诗虽有讽刺，但也是以颂寓规，劝谏肃宗修人子之礼，整体呈现的依旧是欣喜之情，而并非“深文”，此诗正见杜甫“忠爱切挚处”。

清人刘凤诰认为该诗创作时是“初闻恢复”，故整首诗“气象矞皇，词旨显白”，杜甫的心情应是“欣跃非常”。虽然玄、肃父子之间不无可议论处，但也只是稍存隐刺，而钱谦益的注解“处处附会”，有诬老杜之嫌。

萧涤非指出这首诗具有鼓舞和警惕的双重作用，认为杜甫一方面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另一方面以寓讽刺于颂祷之中的手法对朝廷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和‘意味深长’的警告”。

刘学锴认为《洗兵马》为杜甫的另一首“快诗”，杜甫使用具有鲜丽词采、工整对仗和齐整形式的转韵体就是为了表达“对胜利局面、中兴事业、和平生活的欣喜、庆祝和祈望”，以及渲染“热烈欢快的喜庆气氛”。至于“鹤驾”二句，是以“祝愿赞颂微寓婉规”，希望玄、肃父子间出现这种融洽无间的关系和景象。

葛景春点明此诗是于“叛军命运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创作出来的，诗人的心情十分亢奋。虽然诗中有对“宵小得势的忧虑”，但依旧充满即将胜利的喜悦、对诸将功勋的歌颂及对未来天下太平的期盼。

周啸天认为《洗兵马》在杜甫的古风中堪称“别调”，诗歌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可以说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虽然诗人确实提出了部分批评和忧虑，但诗人对整体形势仍旧保持着兴奋与乐观。

莫砺锋、童强在《杜甫诗选》中表明，该诗尽管有讽刺之句，但全诗主旨仍是“歌颂而不是讽刺”，其基调仍是“欢欣而不是忧伤”。《洗兵马》中体现了唐军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和贤臣良将齐心合力以振国势的美好前景，杜甫的内心是欢欣鼓舞的，觉得唐室中兴的时刻已经来临。

以上学者虽然看到了诗中的讽刺之意，但仍旧将诗歌整体解读为一首颂诗，大抵因为他们在诠释《洗兵马》时，本着文学本位的原则，着重从文学艺术的层面加以鉴赏分析。由于忧国忧民的诗人面对严酷现实所产生的情绪与情感以及杜诗所具有的“诗史”特质，因此，我们解读杜诗，在“知人论世”时还应“以意逆志”，尤其需注意结合唐代史事以及历史学家的观点，发掘杜甫的政治识见与隐微的心意。

古典诗歌由于诗人的经历、性情与修养，诗中往往呈现出一些多歧性的诗句，这是后人解读诗歌时较困难的地方。以上对《洗兵马》的理解就是如此，之所以会出现不同说法，主要是对诗中某些关键句子的理解存在差异。《洗兵马》诗整体表达的是欣喜之意还是讽刺之情，全在于诠释者对其中关键诗句的解读。以下试对这些句子作些分析。

（一）“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

此联所表达出的欣喜之情跃然纸上，杜甫为大唐已夺取的胜利感到欣慰，但是邺城仍未攻下，不可掉以轻心，所以接下来“常思”一句，写肃宗曾经起事艰难，劝其常思过往之狼狈与辛苦。这句话整体侧重在“常思”句，望肃宗胜而不骄，告诫其安不忘危，为下文暗讽肃宗罢免贤臣等举动埋下伏笔。而宋人蔡梦弼则解读为肃宗念念不忘玄宗入蜀之艰，云：

海谓山东，岱谓河北，崆峒山在西，肃宗虽靖平海岱，已足喜矣，然孝思不忘上皇，当时玄宗闻乱西走幸蜀，肃宗眷眷之诚，朝夕当思之也，‘仙仗’谓玄宗仪仗也。

蔡梦弼认为“常思”一句的主语是肃宗，“仙仗”指的是玄宗仪仗。其实不确。倘若肃宗有这样的孝思之情，不忘当初上皇西走入蜀的艰难，那么下一句“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的告诫就显得多此一举。此处“仙仗”肯定不当指玄宗仪仗。据《旧唐书·玄宗本纪》，玄宗入蜀的路线为：

甲午，将谋幸蜀。……丙辰，次马嵬驿。……丁酉，将发马嵬驿。……戊戌，次扶风县。己亥，次扶风郡。……辛丑，发扶风郡，是夕，次陈仓。壬寅，次散关。……丙午，次河池郡。……壬戌，次益昌县。……甲子，次普安郡。……庚午，次巴西郡。……庚辰，车驾至蜀郡。

可以看出，史书记载的玄宗幸蜀路线中，并无“崆峒”，“崆峒”在今甘肃境内，而肃宗曾于灵武、凤翔两地之间往来，期间必经过崆峒山。所以“仙仗”，指肃宗更为恰当。退一步讲，纵使指玄宗仪仗，可玄宗幸蜀时，肃宗并未随行，过“崆峒”之艰，于肃宗而言缺乏真切的感受，“常思”一个未经历过的事情，未免不符逻辑。

这两句话中，“已喜”一句传递的喜悦之情是显而易见的，承接上文首叙的胜利之事，而“常思”一句，不但劝导肃宗要胜而不骄，须时常回忆起往日的艰难时刻，而且引出下文对其不当行为的揭露和抨击，这才是全诗的关键部分。

（二）“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

这是整首诗争议较大的两句。安史乱后玄肃父子间间隙已存，这句表面看似和谐的描写，其实暗含讽刺。此句典出《列仙传》：周灵王太子晋乘白鹤仙去，故后世称太子之座驾曰“鹤驾”，宫禁曰“鹤禁”。“凤辇”，皇帝的车辇，此确指肃宗车辇。前词言太子，后词言皇帝。微言大义，深入其中。龙楼，即玄宗所住兴庆宫。其意为：肃宗作为太子，返京后连夜备好车马，鸡鸣时即赶到兴庆宫向玄宗问安。两句语意深刻，值得玩味。据史载，潼关失陷后，玄宗仓皇西行，父子率领各自人马在凤翔分途，之后李亨直接在灵武登基，并未得到玄宗的同意，因此其原来的身份就是太子;肃宗返京后，也未如《礼记·曲礼上》所说：“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因此，钱谦益认为这两句是“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是颇有道理的。关于肃宗对玄宗的态度，下节有专论，此不赘述。

浦起龙不同意此种说法，认为“鹤驾”应指成王李俶，而“凤辇”指肃宗，父子相随，朝寝于玄宗：

“鹤驾”、“鸡鸣”，钱氏以为刺肃宗不能尽子道，朱氏非之，吴江潘氏驳之，允矣。但其立说，止据《博议》，以此二句望肃宗能修人子之礼也。愚谓大错。夫“鹤驾”，太子故实也，而移之天子，不仍然钱氏“不欲其成乎君”之旨哉!……公此时深幸外寇将尽，而内嫌不生。特为工丽之辞，铺张盛美。

此话在句意逻辑上看起来似乎更通，且萧涤非注：“果如钱说，则‘鹤驾’不仅与‘凤辇’犯重，且势必将太子李俶漏掉。肃宗须问寝，作为皇孙的太子李俶反不须问寝乎？”但是浦、萧二人均认为此诗创作于乾元二年，而该诗可靠的创作时间为乾元元年五月之前，当时李俶未被封为太子，创作时间上认定有误，将“鹤驾”解释为当时未做太子的李俶显然不妥。

此外，浦起龙提出的“深幸外寇将尽，而内嫌不生”观点，也有问题。杜甫应该不是“深幸”内嫌不生，而是恐怕有“内嫌生”。玄、肃父子间绝对不会没有嫌隙。内嫌已有，且尚未解决，何来“不生”之说？杜甫认为在外忧之时，内部更加不能出现乱子，这体现了诗人的深忧远虑，倘若肃宗能恪尽子职，内嫌才会真正不生。

钱谦益和张溍将这句话解读为讥讽肃宗有亏子道，是颇具眼光的，但二人还认为，“鹤驾”二句是“不欲其成乎君”“不欲肃宗正位”，这个观点似乎有些过度解读的意味。杜甫对于肃宗称帝并未十分排斥，他只是希望肃宗能成为中兴之主，如果对肃宗即位表示反对，以其气节，根本不会主动前往肃宗身边去任左拾遗。只不过后来肃宗一系列行为，使得处于危乱之中的国家离太平之象又远了一步，这令杜甫深感失望。

潘耒对钱谦益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子美既奔谒行宫，备官禁近，宁当矢口刺讥？”的确，若“不欲其成乎君”，杜甫就不可能前去投靠肃宗，在一个不愿意认其为君主的人身边侍奉，岂不自相矛盾？不过，“奔谒行宫，备官禁近”并不可成为“宁当矢口刺讥”的理由，任官和讽刺并不冲突。任官只能代表杜甫渴望为国效力，并不意味着对肃宗的完全认同。

（三）“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杜甫内心虽然渴望太平盛世能够早日到来，却不知这一天是否会成为现实，这句诗流露出的是诗人复杂的情感，既有渴望，又夹杂着失望之情。国家现状如此，肃宗未必能任用贤臣，所以到底能否“净洗甲兵长不用”，还是一个未知数，杜甫心中虽然一直有着“中兴”的愿望，他期盼着能有天下安宁的一天，可君主若不醒悟，这一天恐怕很难等到。

钱谦益认为这句话传递出的是“太平之望益邈矣”的哀叹，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肃宗不能信用玄宗之臣。但此诗作于张镐尚未罢相之前，此时肃宗并未完全清理掉玄宗旧臣，杜甫应该尚未达到绝望的地步。钱氏解读为太平之望“益邈”，暂且不论正误，但其出发点是正确的，目前国家虽处于大势转好的情况下，但肃宗行事昏庸，太平之望或许不可期待。

杜甫之意是如钱氏所说“太平之望益邈矣”，还是传递出对太平盛世的期盼，抑或是其他复杂的情感，主要在“安得”这个词的解读上。“安得”在唐诗中既能表达肯定，又能表达否定，起到加强抒发感慨之情的作用。在表达否定时，通常表明内心有期冀，但深知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体现的是无奈之情。今人大多认为这两句话是杜甫传递出对天下太平的渴望之情，这样的解读合理但却片面。“安得”二句，可以理解为杜甫对太平盛世的祈愿，但是其中的忧虑和无奈情绪也不容忽视。在解读这句诗的时候，应当放眼于诗歌的全部内容，邺城未得，而河清已颂，贤臣既罢，而灵武骤贵，种种弊端未消之下，杜甫越是渴望太平，越清醒地知道太平到来有多难。

据以上所述，笔者以为《洗兵马》中诗人确有存讽之意，这主要体现在唐玄宗与唐肃宗父子关系上。玄、肃关系也正是安史之乱后大唐朝廷的一件政治大事，也是后世文人讨论杜诗主旨的焦点之一。包括以下三点：

（一）灵武擅自即位

肃宗当太子之时，储君地位数次遇险。《旧唐书·肃宗本纪》载：“及立上（肃宗）为太子，林甫惧不利己，乃起韦坚、柳之狱，上几危者数四，后又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肃宗在储君之位十多年，数次受到李林甫和杨国忠的陷害，一直战战兢兢，太子之位未失着实不易。安史之乱时，玄宗虽诏令太子统兵东讨，却依旧委诸王以重任，有分权之嫌疑。《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十四载十二月）辛丑，诏皇太子统兵东讨，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洧副之，颍王璬为剑南节度使……”当时玄宗欲令太子监国，便引起杨国忠强烈反对，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说：

托玄宗二三不定之命，割裂以雄长于其方，太子虽有元帅之虚名，亦恶能统一而使无参差乎？玄宗之犹豫不决，吝以天下授太子，不尽皆杨氏衔土之罪也，其父子之间，离忌而足以召乱久矣。

由于玄宗对给予肃宗大权一直摇摆不定，加之杨氏家族的阻碍，肃宗终于趁安史之乱之际，借宦官与朔方军的势力在灵武即位，玄宗被迫退位。不过，虽然肃宗做了皇上，但也应尽人子之礼，在玄宗回京后亲自迎接，并拜见问候。但事实并非如此。据《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记载，至德二载冬，玄宗一行自蜀返京，当到达凤翔时，跟随护卫的六百余禁军却弃械解散，由肃宗派来的三千禁军保护上皇回京。关于此事，《资治通鉴》记载说：“丙申，上皇至凤翔，从兵六百余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上发精骑三千奉迎。”而《高力士外传》则记载：“（太上皇）十二月至凤翔，被贼臣李辅国诏取随驾甲仗。上皇曰：‘临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司。”这个主意或许出自宦官李辅国，但肯定经过了肃宗默认，《资治通鉴》如此平铺直叙是处于“为尊者讳”。可见，于灵武擅自即位后，肃宗有失子道之举初次明显地表现出来。

（二）罢免玄宗旧臣

肃宗在灵武另立政权，自行即位，实属夺权。玄宗虽被迫退位让权，但派韦见素、房琯、崔涣、崔圆等人奉册灵武，这些人均为玄宗旧臣，肃宗起初虽然任用了这些旧臣，但在这之后却一一将他们相继罢免。作为玄宗朝老臣之一的房琯，素来以天下为己任，他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安史叛军，收复京都。至德元载（）十月，房琯与安禄山部将安守忠战于陈陶斜（今陕西咸阳东），结果大败而归。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记载：此次战役是由于房琯误用古代车战法而败，不过房琯手下也非精兵良将，并且战前本欲持重伺敌，中使邢延恩却连连催促出战，遂至仓皇失败。这次战役犹同哥舒翰的潼关之败，不过哥舒翰乃一武将，而房琯则是文人出身，虽其志可嘉，但却缺乏出战经验。贺兰进明借机向肃宗进言，《旧唐书·房琯传》记载：

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上由是恶琯。

最终房琯于至德二载被罢相，由张镐代之。除房琯外，这些奉册灵武的玄宗旧臣，相继被肃宗罢免或者贬官。《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

见素常附国忠，礼遇稍薄，明年至凤翔，（至德二载）三月，除左仆射，罢知政事……及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

肃宗在短短十五个月内将玄宗旧臣相继罢免，足以看出他对于玄宗的怀疑与忌惮。清代卢元昌诠释“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云：

琯于乾元元年六月已贬为邠州刺史，张镐继房琯同平章事，未几出为河西节度使，又罢为荆南防御使，是朝廷有一张镐不能用也，曰‘复用’者，冀朝廷复用之耳。

作者显然看出“复用”一词的深意，房琯、张镐已被罢免，只有重新启用他们，才能完成兴复大唐的事业。而一味地清除玄宗旧臣，不问这些臣子的才能和实力，肃宗巩固自身地位的做法明显是不理智的，这也表明肃宗在有失之道的路上越走越远。

（三）迁玄宗于西内

虽然在《洗兵马》诗创作时，玄宗迁西内之事并未发生，但根据肃宗擅登帝位、排挤玄宗旧臣、玄宗甫一返京其禁军就被缴械解散等一系列行为推测，杜甫或许已经看出玄肃父子间关系不恰的端倪。乾元元年至上元元年间，玄宗并无威胁到肃宗皇权的举动，如果不是之前积怨已深，肃宗是不会默许宦官李辅国矫诏之举的。《旧唐书·肃宗本纪》对西迁之事的记载十分简略：“丁未，上皇自兴庆宫移居西内。丙辰，开府高力士配流巫州。”不过在《高力士外传》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高公窜谪巫州，皆辅国之计也。上皇在兴庆宫，先留厩马三百匹，欲移仗前一日，辅国矫诏，索所留马，惟留十匹。有司奏陈，上皇谓高公曰：“常用辅国之谋，我儿不得终孝道。明早向北内。”

再看朱鹤龄在《收京三首》其二篇后所说：“肃宗之失，不在灵武之举，而在还京后，使良娣、辅国得媒孽其间，以致劫迁西内，子道不终。”也就是说，即使认为《洗兵马》诗不是为刺肃宗而作的朱鹤龄，对于肃宗迁玄宗于西内的做法，也认为是有失子道的行为。

从肃宗擅自即位，到即位后不顾国家前途命运清洗玄宗旧臣，再到默许李辅国矫诏迁居玄宗，肃宗与玄宗的关系在一步步恶化。杜甫创作《洗兵马》时，前两种情形他均十分了解，因此通过“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这样的诗句讽谏父子二人关系，用微言大义严厉批评肃宗的不守孝道。在《洗兵马》之后的《杜鹃行》中，杜甫表面虽咏杜鹃，实也为同情明皇，委婉指出肃宗有失子道的行为。钱谦益之前的宋人洪迈就曾说：

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还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

杜甫对玄宗开创的开元之治充满了向往与赞叹，在其《忆昔》中有生动的描写。对于玄宗的最终下场，杜甫更表示出同情。同时，杜甫是一个纯粹的儒家知识分子，唐代又是一个崇尚孝道的社会，杜甫对于肃宗这种不合人伦道德准则的行为表示出伤感情绪，并站在道德高度对肃宗予以委婉指责。

《洗兵马》诗中不仅有对肃宗尽失子道的委婉揭露，更有对肃宗其他行为的批评，如“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四句，宋代郭知达解释说：

唐旧史载：肃宗至德二载四月，帝在凤翔，是时府库无蓄积，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而身亦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今所谓“尽化为侯王”，盖言此辈也。

说明肃宗登基后，滥封官爵到不值钱的地步。据《资治通鉴》记载，宦官李辅国，因在灵武策划拥立肃宗而获得信任，拜元帅府行军司马，掌握兵权，收京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封郕国公，大权独揽，任意迫害贤臣，连玄宗都不放在眼里。史学家吕思勉总结说：

唐自黄巢起事前，实无时不可有为。而终于不振者，则宦官之把持政柄实际为之。宦官所以能把持政柄，以其掌握禁兵，此事虽成于德宗，而实始于肃宗，故肃宗实唐室最昏庸之主也。

唐代宦官干预朝政即是从肃宗开始，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面对如此形势，杜甫感到无奈、压抑，从而在诗中有所指斥。

另外，“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餵肉蒲萄宫”两句，清人王嗣奭在《杜臆》中解释说：

复京师后，帝宴回纥叶护于宣政殿，而云“餧肉葡萄宫”，盖为朝廷讳，故用汉元帝待单于事，而且以禽兽畜之，此老杜春秋笔也。

“餵肉”，即饲养的意思，王嗣奭认为这个词的使用，正是杜甫用“春秋笔法”批评朝廷对回纥军士的放任。诗人一向认为借兵回纥是一种短视行为，作于乾元二年（）的《留花门》诗，也是为此而发，此诗末句说“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不觉令人警醒。

还有“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二句，钱谦益认为隐士指李泌。李泌曾在灵武辅佐肃宗，却为张良娣、李辅国所嫉，在肃宗返京时归隐衡山，肃宗身边少了一位辅佐之臣。这句中诗人为像李泌一样的隐士不得重用而感到遗憾。对于第二句，钱注解释说：“是时文士争献歌颂，如杨炎‘灵武受命’、‘凤翔出师’之类是也。”根据《旧唐书·肃宗本纪》记载：上元二年，李辅国拜兵部尚书，曾在尚书省诏令群臣，送上杨炎所写《灵武受命宫颂》。可见，战争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皇帝就已经让文人们出来歌功颂德了。这些用春秋笔法写成的诗句，其中对肃宗的指责已经不言而喻。

杜甫为官左拾遗近身侍奉肃宗期间，创作出《北征》《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等诗，其中多次提到肃宗，并将其比作中兴之主，而且于诗中屡次提及“中兴”二字，可见其一直将国家太平之事放在心上。“中兴”即是杜甫一直以来的期望，而肃宗就是杜甫能够寄予期望的唯一对象。但是，肃宗即位后罢免贤臣、宠信宦官、封赏无度、自我陶醉等不明智的举动使得杜甫深感不满，中兴大业，需靠将相得人，而肃宗一味巩固自身势力，忘却国家安危，因此对这样一位君王，杜诗中肯定有劝讽之语，这是毫无疑问的。

清代以来大多学者认为这首诗意在歌颂唐帝国的中兴局面，诗人对于唐军取得的大好形势、贤臣良将齐心合力兴复唐室的美好前景感到欢欣鼓舞，觉得国家中兴的时刻已然来临。不可否认，这首诗中有对战争胜利的欣喜和歌颂，有对国家、人民命运的美好祝愿。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钱谦益解读出杜诗中隐含的讥讽与批评，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此诗主旨的确是“虚颂实规”“似歌实讽”。诗中充满了委婉的讽刺与批评，包含诗人对宫闱隐情的揭露，对当时政治现状的批评，矛头直指肃宗。《洗兵马》中的这种劝讽，体现了杜甫的批判精神，也体现出一个心忧国家的诗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百姓安居乐业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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