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风县东距西安约一百公里，处在古代丝绸之路接近古长安城的重要节点上，自汉代以来，中原地区在和西域进行商业贸易交流往来的过程中，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其中印度佛教的传入就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成果，这是当时改变人们思想认识乃至影响后世的一件大事，它的传入满足了人们对来世的渴望和心理慰藉。扶风自古民风淳朴，贤哲辈出，同时扶风由于其拱卫京畿的护翼地理位置（唐代高祖建德年间改扶风“美阳县”名为“扶风县”，取其“扶助民风，以行风化”之意，足见统治者对其倚重之心），所以在佛教东渐中土的过程中，也在扶风本地迅速发展起来。自东汉时期起，扶风境内多地开始陆续建塔设寺，其中以法门寺最具代表。到了唐代，出于国家统治和管理的需要，当时的统治者对于佛教不仅大力提倡，而且身体力行和积极参与，据史书记载曾有多达八位李唐皇帝多次举行隆重的迎奉活动，这些举动成为推动整个社会慕佛崇道的动力，使得整个社会各阶层呈现出一种癫狂痴迷的状态。法门寺也因埋藏佛骨舍利和李唐皇室成员的多次虔诚迎奉舍利成为皇家寺院，佛教在扶风的兴盛可谓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种背景下，来自印度的佛教和兼容开放的中土文化相互融合，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体系，并由此向外扩展和传播，对于东亚、东南亚和我国当时的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几乎同一时期，西藏（时为吐蕃）的原始宗教——苯教通过和汉传佛教、印度佛教的相互结合，逐渐形成了和汉族聚居区汉传佛教内涵迥异的藏传佛教系统。

　　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内出土了众多精美的唐代佛教文物和皇室供奉的供养器物，也出土了迄今唯一发现的释迦摩尼佛指舍利，这一切为我们揭示了法门寺在当时的重要地位。除此以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扶风境内还发现了多处和法门寺地宫文物同时期的佛教文物遗迹，如南台兴龙寺遗址、豆会夏家出土造像窖藏、法门寺文化景区南发现唐代钱币窖藏等，出土了很多制作精美的鎏金造像，而在扶风县内至今仍保留了很多诸如菊花寺、龙泉寺、华严寺、朱村寺、上品寺.....等以寺命名的地名。根据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自唐代以来以法门寺周边寺院林立僧尼甚众的盛况，以及法门寺对于周边地区佛教发展带来的辐射性影响。唐代以后，佛教在本地区虽然有所衰落，但是如缕不绝持续流传至今。所以佛教文化是本地周文化之外特色鲜明的的另一张历史文化名片。自元代以来，由于统治者的倡导，藏传佛教开始为统治者所重视，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处内地的扶风县境内佛教教义、造像、装饰特征仍然为汉传佛教为主，甚至在可谓集佛教文物之大成的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明清时期宗教文物中也未发现一件藏传佛教风格的文物。

　　扶风县博物馆藏品众多，时代跨度大，种类齐全，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本地绵延不绝的历史面貌。近年来县博物馆在整理馆藏文物和进行数据库建设时，在宗教文物部分发现一组藏传佛教的器物，其风格和汉传佛教造像有很大的区别，故选取部分介绍于下，与佛教文化研究及造像收藏者共赏。

　　1、文殊菩萨造像

　　明代，高26厘米，重2.6千克，年扶风县召公收购站拣选。菩萨头戴五叶冠，面带笑容，颈部和胸前佩戴璎络，披帛从肩垂于座前，右臂弯曲上举，手执宝剑，剑刃部缺失，只保留柄部，臂钏和璎珞上凹槽原有镶嵌物，左肩可见莲花以及经书，左臂微曲做说法印，体态丰满端庄，腰身纤细，双腿盘曲端坐于椭圆形的仰俯莲座上，造型精美，神态安详，表面通体鎏金（见图1）。

　　文殊菩萨是藏传佛教里比较常见的尊神之一，它和弥勒菩萨、普贤菩萨等佛菩萨是藏传佛教中不同教派所共尊崇的，通常都是头带花冠、盘腿而坐的形象，其显著特征是双手所持法器，文殊菩萨一般右手持利剑，左肩有莲花经书，利剑代表斩断一切烦恼和怨愤的力量，而莲花则是纯洁和智慧的象征，这种形制的造像在清代宫廷内部制作十分常见，如在王家鹏先生介绍藏传佛教造像的《藏传佛教金铜佛像图典》里就有多件同类造像，文殊菩萨另外一种造型则为不持剑、双手相扣、结跏趺坐的样式，宝剑和莲花经书则显得很小，置放在在肩部的莲花上。因为汉、藏佛教里文殊菩萨是智慧的象征的缘故，历来为广大信众所膜拜敬仰，至今很多地方仍然有父母为了孩子学业而专门向文殊菩萨跪拜许愿的风俗，和汉传佛教的文殊菩萨略有不同者，藏传佛教文殊造像多为坐像形象，而汉传佛教里文殊菩萨多与坐骑相伴，坐在青狮背上。

图1

　　2、鎏金铜释迦佛造像

　　清代，高12.5厘米，扶风城隍庙旧藏。佛为螺发，面容清瘦，双耳下垂，上身右袒，袈裟斜披，双手叠放施禅定印，身体后挺，结跏趺坐于椭形仰覆莲座上，座后有突出的方形卯孔，可知造像背后原应有背光，表面施鎏金，部分脱落（见图2、图3）。此为释迦佛的寂静相，藏传佛教中五方佛、三方佛、三世佛等佛造像形态基本类此。

图2

图3

　　3、阎魔法王像（下部）

　　明代，扶风城隍庙旧藏，外形为一个昂首引颈、四肢蜷缩的卧牛，牛身上披着串饰，牛头部和尾部各有一个小圆孔，身下有一个仰卧披发人，下有长椭圆形梯形覆莲座，座底内凹，铜质显紫红色，表面鎏金（见图4）。

图4

　　此类造型的器物因为在内地十分少见，加之相应的资料较少，所以很长时间被人们误认为是人牛交合反映出的神牛崇拜或者生殖崇拜等，经查阅相关资料得知，这应该是藏传佛教里阎魔法王铜像的下半部分，也就是座下部分。阎魔法王也被称作地狱主或“降阎魔尊”，是象征智慧的护法神，他的外貌和大威德金刚、大黑天类似，传说这是文殊菩萨在降服阎王时变幻的形象，其基本面貌为：水牛头，头戴五骷髅冠，三只眼，头发分绺上束，身体背后有大片象征愤怒的火焰。右手高举以作恶者的骨骸做成的人头骷髅棒，左手执两端分别是钩和套的绳索，象征他降伏鬼神的方法和威力，他的两脚踩分别踩在阎王化显的大水牛头上和尾部，水牛下面有一赤身裸体的人，那是阎王降伏的异教徒。阎魔法王的双身造型常为：在他身体一侧为赤身裸体的明妃“撒门底”（意为“忿怒者”），她背搭鹿皮，抬头仰望，表现出她对降阎魔尊的臣服和恭敬。她右手持三叉戟，左手捧一盛血的颅骨碗献给降阎魔尊（见图6、图7，此两张图片均来自网络资料，图6为唐卡题材），按《大日经疏》卷六中描述降阎魔尊“是文殊眷属，具大威势，其身六面、八臂、六足，水牛为座，面有三目，色如玄云，做极愤怒之状”，按此像保存现状看，以上部和下部分段制作，然后利用牛背的孔插接在一起，而非整体铸造。同类题材的藏品在扶风县周边县区也有零星发现，比如在西距扶风约七十公里的凤翔县博物馆也收藏有类似形制的阎魔法王水牛座，从其座下边缘可以看到数道和上述文殊菩萨相同的錾刻斜槽封藏方法。

图6

图7

　　4、嘎乌

　　清代，旧藏，高15.2厘米，宽8.3厘米。外形呈长方桃形龛状，中空，表面有一周浮雕蔓草纹，龛口下部有护栏和透雕花朵，两侧各有两个方形穿孔，用来穿系绳带（图8）。

　　嘎乌是藏语，在汉文里是指佛盒，一般以金、银、铜材质制成，表面大多数保持有镂空或者细致的装饰图案，主要功能是用来置放可以随身携带的泥塑、金属制做的擦擦佛像或者小的经卷，用以祈求佛祖保佑，这种佩戴嘎乌的习俗反映了藏传佛教在藏区的深远影响，至今在藏族聚居区人们依旧保留着佩戴它的这种生活习俗。

图8

　　5、鎏金宝生佛造像

　　高32.5厘米，年法门镇收购站拣选。佛像高螺髻，身披袈裟，额上有白毫，双目微闭，上身半袒，左臂微曲掌于腹，右掌前伸，施与愿印，结跏趺坐，衣领、袖口可见錾刻蔓草纹饰。（图9）

图9

　　6、鎏金释迦佛造像

　　清代，高16厘米，旧藏。佛为螺髻，面容略瘦，斜披袈裟袒右肩，右臂弯曲于胸前做说法印（也称转法轮印），结跏趺坐于上小下大的仰覆莲台座上，表面呈紫铜色，造像制作精良，比例适当，造像底部边缘有因封藏錾刻的斜槽纹。（图10）

图10

　　藏传佛教作为我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门类，它主要分布在甘、青、宁、蒙和四川以及云南部分地区，尤其在青海和西藏盛行，由于这些地区历史上受交通条件、地理位置和生活习俗等诸方面原因的影响，佛教保留了其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化的特征。虽然和汉传佛教在早期发展上有一定的联系，更多的则是表现出外在形式和教义内容上的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佛教作为核心元素的藏族传统文化。

　　扶风位于内地，传统的汉族文化占主流地位，那么这些藏传佛教的器物又是怎样的情况下出现在扶风的呢？这些藏传佛教文物在扶风的出现，笔者认为首先得益于本地长期以来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扶风境内留存很多不同时期、不同族群特征的历史文物，反映出本地区始终在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如在扶风法门镇庄白村西周墓葬中，就发现有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兵器；在原上宋乡（今属绛帐镇）红卫村墓葬中，发现具有明显商族特征的青铜器；在南阳乡发现汉代草原文化特点的吊锅、皮囊壶；魏晋时期管理少数民氐族的官印...等，这一切现象表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扶风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相对开放的状态，兼容并蓄的传统也使扶风本地文化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佛教文化在本地的发展同样如此，虽然长期以来汉传佛教占主导地位，这并不妨碍对于其他宗教的容纳。

　　这批藏传佛教文物出现的另外一个原因，和元明清三代宫廷对于推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关系密切，统治者对于藏教秘修之法的沉迷，成了藏传佛教在内地得以发展的重要推手，在此背景下，藏传佛教各个宗派纷纷进入以京城为主的内地设坛播教，修塔建寺，陕西西安广仁寺、山西五台山菩萨顶就是这一时期内地建造的藏传佛教寺院的代表。部分藏教高僧也开始来往于西藏和内地之间，内地有很多人亦研习藏教。结合明清时期藏传佛教造像主要是由朝廷制作、作为礼品回馈赠送藏地寺院或高僧大德的传统看，扶风这批体量并不大的藏传佛教文物应该这是来扶风进行传道布教的藏教僧人随身带留存下来的（那件嘎乌本身就是随身物品）。同类器物在扶风周边县区也有零星发现，如在西距扶风县约七十公里的凤翔县博物馆，收藏有一尊类似的降阎摩尊造像，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本忿怒形双身造像传佛教和扶风博物馆的藏品一样，都只是保留了下部，上面牛首金刚、明妃等均已无存。且表面和莲座有明显人为的损坏的现象，这应该是藏传佛教在内地流传过程中被有意损坏造成的。藏传佛教中造像除了慈眉善目的寂静相外，基本上都有源于性力崇拜的双身以及威怖狰狞的形象（愤怒形），这种现象因为不符合汉族地区长期以来以伦理、社会生活、家庭现世等儒家标尺的价值观，从而被人为损坏或去除了的，史籍里也有明嘉靖皇帝曾经把元代遗留的尊欢喜佛悉数损毁的记载。从这个角度看，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文化的特点，在推广传播上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阻力，但仍然在逐渐地缓慢适应和改良中不断向前发展，这些藏品的流传为我们研究汉藏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来源：扶风县博物馆作者：汪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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