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从一诞生起就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在佛教昌盛的唐代，僧众们非但饮茶，且广栽茶树，采制茶叶。僧人喜茶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因为在僧人的打坐修行中，佐之以清茶,有提神、清脑等功效，可以防止打坐中“昏沉”、“掉举”等不良情况的出现。另外，由于佛教有“禅遍一切处”、“佛性不离当下”等思想，许多高僧往往借茶论道、在传播禅的精神的时候用茶做“标月手指”，进而产生了许多诸如“吃茶去”“禅茶一味”等品茶与佛教精神之间的文化交叉点。这就使饮茶这种行为，成为了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活动，原本只是一种饮料的茶，也逐渐成了一种有东方特色的文化载体。

寺院饮茶不单纯是为了解渴，它已经升华为人们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饮茶可使我们轻松宁静，自在喜悦，涤除我们的凡尘杂念，使我们得以身心安然。正所谓“为饮涤尘烦”是也。佛教也是为了涤净心灵之凡尘，以求得明心见性、了脱生死的目的。所以，单就此目标而言，佛教与茶有着某种精神的契合。因此，自古僧人喜好饮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据《茶经》记载，僧人在两晋时即以敬茶作为寺院待客之礼仪。到了唐朝，随着禅宗的盛行，佛门嗜茶、尚茶之风也更加普及。寺院茶礼包括供养三宝、招待香客两方面。中晚唐时的百丈怀海和尚创立了《百丈清规》后，寺院的茶礼便趋于规范。在清寂、古朴的禅堂内，以茶敬佛，以茶清心，以茶待客，所谓“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唐朝时禅僧的传记和语录如《五灯会元》中，还有诸多关于茶的记录，多是以茶为问答应对，以求悟明心性。可见茶的作用在僧人生活中的深入。由于僧人在当时的文化阶层中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都很高，一些士大夫阶层、文化名流甚至官员商人都以结交优秀的僧人为荣，效仿寺院中僧人的生活方式被当作非常清雅和高贵的象征，而僧人又常以自家种植的茶来待客、馈赠，从而带动了中国人的饮茶之风。在我国南方，几乎每个寺庙都有自己的茶园，而众寺僧都善采制、品饮。所谓“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名山名茶相得益彰，著名佛教寺院多出产名茶。与茶文化渊源很深的寺院也有不少。日本药用茶的渊源之地――天台山万年寺万年寺位于浙江省天台县万年山麓，发端于东晋，始建于唐。南宋时曾列入“五山十刹”,兴极一时。宋孝宗问：“天下名山名寺哪里最好？”学士宋之端答到：“太平鸿福，国清万年”，可见万年寺非同一般。根据日僧实地描绘的寺图，当时共有40多处殿堂寮室。寺前有宋初建造的六角形宝塔和放生池。以后历经兴废，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次剃度，还动辄五百人。万年寺在中外茶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日僧荣西、道元先后来此求师学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荣西禅师（-）曾两度来到我国。荣西第一次来我国是在宋孝宗乾道四年（年），在明州（今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和天台山万年寺虚阉为师，直到年回国。荣西回国后，除了研究佛教经典外，还带回宋时的饮茶风习，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茶的功能，并把由天台山和四明山带回来的茶籽在日本种植。进而根据我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寺院的饮茶仪式。在他晚年著的《吃茶养生记》中，说茶是“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摇各为一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还称茶是“上天的恩物”，“圣药之本源”。从而，使茶在日本很快传播开来。入诗名茶的故乡――当阳玉泉寺玉泉寺，以奇洞怪石、曲溪名泉、四季茏葱、景色佳丽而素负“三楚名山”之誉。山中产的茶叶、以外形如掌、色泽银光隐翠、香气清香淡雅、汤色微绿明亮、齿颊留香、回味无穷而成唐代名茶。玉泉寺位于湖北省当阳市西玉泉山东麓，为中国“四大丛林”之一，创建于隋开皇（～）年间。佛教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曾在这里著述了著名的天台三大部。传说也是关羽关云长皈依佛教的地方。寺前的珍珠泉水，甘甜清冽，配上玉泉山的茶叶，其味尤妙。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作《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一诗，说的就是这种茶，这是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第一首以“名茶入诗”的诗篇。其诗如下：《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一作鸭）。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侄位置中孚，示余茶数十片。拳然重迭，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末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朝坐有余兴，长吟播诸天。诗人提到的中孚，是李白的族侄，又是玉泉寺僧，他深通佛理，善于词翰，尤喜品茶。所以，每年清明前后，总要小沙弥于寺左的乳窟外采摘鲜嫩的茶树新梢，制成仙人掌茶，以供奉过往香客。中孚后云游至金陵（今南京）栖霞寺，拜见族叔李白时，礼送仙人掌茶。李白爱不释手，欣然命笔，遂成这篇咏茶名篇。这种心理，李白在诗的《序》中写的非常清楚。古茶文化的见证之地――扶风法门寺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以保存佛指舍利而成为当今世界佛教的祖庭。据佛典和有关资料记载，法门寺始建于“西典东来”的东汉时期，初名阿育王寺，唐代改名为法门寺，并进而成为著名的皇家佛寺。其旁的十三级“阁楼式”砖塔，修建于明万历年间，在经历了年风雨后，于年因雨水浸润而半边坍塌。年在重修砖塔，清理塔基时，发现了唐代地宫，从而使珍藏了余年的唐皇室瑰宝佛指舍利得以重新面世。在数以千计的供奉物中，有一套唐代皇室使用过的金银茶具，乃是目前世界上等级最高的茶具。它们均为皇室御用的珍品。《物帐碑》载：“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又从茶罗子，碾子，轴等身錾文看，这些器物于咸通九年至是二年制成。同时，在银则，长柄久，茶罗子上都还有器成后以硬刻划的“五哥”两字。而“五哥”乃是唐皇宫对僖宗小时的爱称，表明此物为僖宗供奉，此外，还有唐僖宗供奉的三足银盐台和笼子，由智慧轮法师供奉的小盐台等。这次出土的茶具，除金银茶具外，还有琉璃茶具和秘色瓷器茶具。此外，还有食帛，揩齿布，折皂手巾等，也是茶道必用之物。这批出土茶具，是唐代饮茶之风盛行的有利证据，也是唐代宫廷饮茶文化的集中体现。日韩茶种的祖庭――天台山国清寺国清寺创建于隋开皇十八年（年），位于浙江省天台山南麓，这里五峰环抱，双涧萦流，古木参天，伽蓝巍峨，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也是日本和朝鲜半岛佛教天台宗的祖庭，与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南京栖霞寺，湖北当阳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这里也是济公活佛出世的地方。天台宗弘传日本，与日本“遣唐使”关系密切。唐顺宗永贞元年（年）日僧最澄带着弟子义真，到达大唐明州（宁波）海岸，经台州，直登天台山国清寺学佛。次年回国时，带回天台宗经纶疏记及其它佛教经典的同时，还带去茶籽。后在日本依照天台国清寺式样设计建造了延庆寺，还在近江台麓山试种茶树，当为日本种茶之始。中韩两国佛教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南陈时，新罗僧缘光即于天台山国清寺智者大师门下服膺受业，随着天台山宗佛教的友好往来，饮茶之风很快进入朝鲜半岛，并很快从禅院扩展到民间。公元十二世纪后，新罗德兴王又派遣唐使金氏来华，其实唐文宗赐予茶籽，朝鲜开始种茶。从此，饮茶之风很快在民间普及开来。总的来说，国清寺对中国茶叶东传，特别是日本，韩国的饮茶与种茶，起到重要的作用。日本茶道的重要源头――径山寺径山寺不仅以径山茶宴闻名于世，而且径山寺作为日本禅宗的重要发源地，对日本禅宗发展影响至深。日本禅宗圣一派开山辩圆圆尔，佛光派开山无学祖元，宗觉派开山兀庵普宁是起弟子。祖元的佛光派在镰仓、室町时期影响极大，其弟子一翁院豪也于宋理宗端平元年（）入宋到径山无准禅师处参禅。大休派开山正念，无象派开山静照嗣法于径山寺的石溪心月，大应派开山南宗绍明在径山万寿禅寺从虚堂智遇受法。大觉派开山兰溪道隆曾到径山参问无准师范，痴绝道冲，曹洞亲之祖道元曾到径山参问浙翁如锬，日本禅宗始祖，千光派开山荣西和法灯派开山无本觉心都曾到过径山。宋理宗开庆元年（年），日本南浦绍明禅师来径山寺求学取经，拜径山寺虚堂禅师为师。学成回国后，将径山茶宴仪式，以及当时宋代径山寺风行的茶碗一并带回日本。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国情，使日本很快形成和发展可以茶论道的日本茶道。同时，将从天目山径山寺带过去的茶碗，称之为“天目茶碗”，在日本茶道中使用。至今，在日本茶道表演过程中，依然可以见到当年从中国带去的“天目茶碗”的踪影。中日禅僧在把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同时，也把中国寺院的茶礼，特别是把径山寺的“斗茶”“点茶”“茶会”“茶宴”传入日本。这中间，荣西、南浦绍明、道元、清拙正澄等尤有殊功。日本《类聚名物考》记载：“南浦绍明到余杭径山寺浊虚堂传其法而归，时文永四年。”又说：“茶道之起，在正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人。”日本的《续视听草》和《本朝高僧传》都说：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带回崇福寺。可以说，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茶道，径山寺茶礼是日本茶道的重要源头。茶圣劳作的千年古刹――南京栖霞寺栖霞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北，栖霞山中峰西麓。建于南齐永明元年（年），为中国丛林“四绝”之一。中国第一首以“名茶入诗”的诗篇，既是唐代诗人李白在栖霞寺居留期间所做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唐代诗人皇甫冉在《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中称：“采茶非，远远上层崖”说的是唐代陆羽在寺旁采茶的情景。对此，明人李日华在《六研斋二笔》有注释：“摄山栖霞寺，有茶坪，茶生榛莽中，非经人剪植者。唐陆羽如山采之，皇甫冉再作诗送之云。”清代乾隆《江南通志》载：“江宁天阕山茶，香气俱绝。城内清凉山茶，上元东乡摄山茶，味皆香甘。”其寺周围，现为著名的雨花茶产地。古往今来，栖霞寺一直蕴涵着茶文化的意境，与茶结缘。佛地颂茶的胜地―――景宁惠明寺惠明寺位于浙江省景宁县赤木山，其寺建于唐咸通二年（年），四周有茶。当时，所制的茶叶，以寺僧制作的最为精良。据清同治《景宁县志》载：茶，随处有之，以产惠明寺大祭者为佳。”据民国《景宁县续志》记载：“茶叶，各区皆有，惟惠明寺及祭头村出产尤佳，民国四年得美利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证书及金制奖章，全邑输出额岁约达四五万斤”。民国《调查浙江丽水等八县报告书》也有记载：“景宁县：景邑植物之出产……茶叶次之，岁出约达两万斤上下，而品质甚佳，去岁巴拿马赛会时，曾获一等奖金章。”惠明寺，以寺扬茶，又以茶扬寺，是佛地颂茶的胜地之一。中国禅茶文化发源地――赵州柏林禅寺柏林禅寺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县城（古称赵州）东南角，与“天下第一桥”赵州桥遥遥相望。它最早建于汉献帝建安年间（-），古称观音院，南宋为永安院，金代名柏林禅院，自元代起即称柏林禅寺。这座古刹虽几经兴衰，却仍然香火绵延、高僧辈出。据僧传记载，著名的译经大师玄奘在西行印度取经之前，曾来此从道深法师研习《成实论》。晚唐时，禅宗巨匠从谂禅师在此驻锡四十年，大行法化，形成影响深远的“赵州门风”，柏林禅寺因此成为中国禅宗史上的一座重要祖庭。赵州禅师（-），法号从谂，是禅宗史上一位震古烁今的大师。虽然道誉四布，并有燕赵二王的供养护法，但他的生活却十分朴素清贫。他的“绳床一脚折，以烧断薪用绳系之”。他经常是“裤无腰，褂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土塌床，破芦席，老榆木枕全无被”。禅师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弘传祖师心印，接引四方学人。脍炙人口的“吃茶去”“洗钵去”“庭前柏树子”“狗子无佛性”等公案不仅启悟了当时的许多禅僧，而且流传后世，广泛的被茶道学者引用和研究，历久弥新。赵州是‘赵州茶’的发源地，是禅茶文化的发源地，是当代生活禅的发源地，年柏林禅寺举办“天下赵州禅茶文化交流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禅茶学者云集赵州。柏林禅寺老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因对赵州祖庭的复兴及推动中韩禅茶文化交流所做贡献而荣膺“第九届韩国茗园茶文化奖”的净慧老和尚，此前在邢台三剑茶艺馆与河北茶文化专家舒曼、项春霞、尹纪周等一起提出了代表中国禅茶文化精神的四个字“正、清、和、雅”，并在这次会议上公之于世，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肯定和支持，此举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为茶文化的进一步升华，对于茶文化如何更好地与禅文化结合，也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柏林禅寺，以禅传茶、以茶弘禅，成为了接引当代人从学茶而步入禅境堂奥的一所文化重镇。

陈茆生：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来，佛教思想与佛教文化对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及民间风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而深入人心。江苏宜兴是中国陶都，以紫砂为代表的宜兴陶瓷，既有日用性，又有观赏性，赏用兼优、理趣相融，蕴含着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佛教文化与陶瓷文化交汇融合，使阳羡历史文化更加辉煌灿烂。

　　在历史悠久的宜兴陶瓷中，紫砂乃是后起之秀，由于历代艺人毕智穷工，薪火相传及文人雅士的参与介入，使其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逐步从民间工艺登上艺术殿堂。而佛教人物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与紫砂有着深长渊源。

　　（一）佛教与紫砂起源

　　宜兴紫砂材质独特、工艺精湛、造型朴雅、赏用兼优，是宜兴陶艺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她始于北宋，盛于明清。其起源的诸多传说都与佛教有关。

“始陶异僧”与“富贵土”

紫砂泥是深藏于“甲泥”陶土矿中的“岩中泥”、“泥中泥”，是宜兴特有的陶土资源。传说紫砂土的发现与广施善缘的僧人有关。据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记载：“相传壶土初出时，先有异僧经行村落，日呼曰：‘卖富贵土。’人群嗤之。僧曰：‘贵不欲买，买富如何？’因引村叟，指山中产土之穴，去。经及发之，果备五色，灿若披锦。”

这就是紫砂泥“五色土”、“富贵土”的由来。传说中，指点丁蜀老百姓发掘紫砂土并抟埴致富的是一位云游四方的“异僧”。其“异”有二：一是行善之法异。他为窑场人行善，不是施舍金钱米粮，而是卖“富贵土”，当时人们不理解，“人群嗤之”，他仍坚持执着说：“贵不欲买，买富如何？”让人们以陶致富，体现了我佛慈悲；二是其功能灵异。僧人法力甚大，对深藏地下的紫砂矿了如指掌，“引村叟，指山中产土之穴”。人们按其指引前去挖掘，果然发现了“五色土”，真可谓佛法无边也。

今天，“五色土”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贵土”。饮水思源，要感激这位“异僧”，所以人们把他称为“始陶异僧”。徐秀棠大师在年创作了大型紫砂雕塑“始陶异僧”，供奉在富藏紫砂泥的黄龙山麓的大水潭（当年采矿留下的宕口）边，让陶都人民世代不忘其恩泽。

　　“金沙寺僧”与紫砂壶

　　宜兴紫砂壶的滥觞也与一位僧人有关。在《阳羡茗壶系》之“创始”篇有这样的记载：“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

　　金沙寺，相传原为唐相陆希声避乱隐居宜兴湖?时，所筑别墅，称“陆相山房”，后改为禅寺。宋熙宁三年（）赐额“寿圣金沙”。后改为“广福金沙”。这位“金沙寺僧”，创制了紫砂壶造福于民，虽未留下姓名法号，“陶家”仍口口相传其事迹。从上面简略叙述中，这位僧人品行高尚、平易近人。“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他是总结了窑场陶工的制壶经验而加以提高：在原料上“抟其细土，加以澄练”；在成型上“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在烧成上“附陶穴烧成”。也许金沙寺僧造壶的目的只是为了饮茶自用，但因为他制的壶不同一般，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人遂传用”。金沙寺僧创制、推广紫砂壶功不可没。现在紫砂业界，都把供春奉为“陶壶鼻祖”，但供春的制壶技艺，是主人吴颐山在金沙寺读书时，“予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坯”，即是向金沙寺僧学来的。追根溯源，创始之功应归无名英雄“金沙寺僧”，也可以说，佛教人士在紫砂壶的创始中起到极大的作用。清《阳羡名陶录》的作者吴骞，不但把金沙寺僧列在紫砂“家溯篇”之首，还撰诗云：“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禅僧去不还。此日蜀冈千万穴，别传薪穴祀眉山。”

　　（二）僧人、居士参与宜兴紫砂壶艺

　　佛教与茶事，因缘深长，僧人饮茶、崇茶、斗茶并悟出茶中三昧，茶禅一味。著名的赵州法师从谂把“吃茶去”作为修行偈语。紫砂壶被誉为“世间茶具称为首”，用砂壶泡茶能发真茶之色香味，历来受到佛教人士的青睐。高僧、居士爱壶、玩壶、藏壶乃至参与砂壶的创制者，代有其人。

释如曜与卧轮大壶

《阳羡砂壶图考》之《雅流》篇中，记录一位爱壶方外之人——释如曜。文中写道：“释如曜，字昱光，定海人。万历四十年()住持普陀落伽山白华庵。……其徒性珠，字朗彻。弱龄入山，大朴不琢，……昱光、朗彻师徒，蓄金石、书画、文玩、茶具皆富。”（《普陀山志》、《牟轩边琐》）

　　释如曜师徒不但爱壶、藏壶，还定制紫砂壶。书中记述到一柄卧轮紫砂大壶。“盖内铭‘白华庵’阳文小篆方印，底刻楷书铭四行，铭曰：‘清人树、涤心泉、茶三昧、赵州禅。佛生日、丙申年、释如曜铭、赠天然’。”从“白华庵”底款可知这是该寺庙定制的砂壶，且铭文系释如曜禅师所撰。而制壶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四年，佛生日”即年农历四月初八。此壶是赠送天然禅师的。想必也是一位钟爱紫砂壶的高僧。东坡居士与提梁壶

大文学家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与高僧佛印等多有唱和往来。在其卜居阳羡期间，一生嗜茶的他爱上了宜兴的阳羡茶、金沙泉和紫砂壶。爱茶，有诗句“雪芽为我求阳羡”（《次韵完夫再赠之什》）；爱泉则有“竹符调水”的佳话：“爱玉女洞中水，既置两瓶，恐后复取而为使者见给，因破竹为契。使金沙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戏谓之调水符”；爱壶，民间传说他曾设计制作了一把可以烹茶的大提梁壶。在壶上刻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诗句，后人称其为“东坡提梁壶”或“提苏”，流传至今，紫砂业内仍在仿制。

吴仕家族的壶缘、佛缘

前面说到，被业界奉为“陶壶鼻祖”的是吴颐山的书僮供春。现在也有学者指出，真正学习陶工，以“澄泥做壶”、“研求样式”、“代为署款”，使紫砂壶由日用品走进艺术殿堂的，或者就是这位吴颐山。颐山名仕、字克学，宜兴人。正德九年()进士，以提学副使擢四川参政。另有一说吴仕和书僮朱昌在大潮山福源寺香房内读书并为母亲守丧时，向陶工学习制壶的，并推其为“紫砂文化始祖”。（盛畔松：《阳羡茶人吴纶与紫砂文化始祖吴仕》）但无论是金沙寺还是福源寺，吴仕的壶缘都与佛缘有关。难能可贵的是吴仕后裔一脉相承非常喜好茶壶收藏。尤其是其哲嗣吴洪化（字迪美）对紫砂壶收藏更有心得，吴仕楠木厅中的朱萼堂俨然是一座紫砂壶博物馆。周高起来宜兴也应邀到吴家赏壶，他称吴洪化“吴郎鉴器有渊心，会别壶工能事判”。即他鉴赏紫砂壶很有心得，听到壶工的名字便能判断其风格。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吴洪化，在清兴明亡后，到龙池澄光禅寺削发为僧，皈依佛门。康熙年间，吴家又出了一位写下传世名作《阳羡茗壶赋》的赋学名家吴梅鼎。他与明末清初宁波才子周容过往甚密，曾在顺治十一年（）接待周小住宜兴十几天，并观摩了紫砂艺人制壶的全过程。周容留下了记录紫砂制作工艺的散文《阳羡瓷壶记》，还为紫砂艺人许龙文写了《许龙文传》。而这位周容也曾“出家为僧”，后因母亲尚在而还俗。总之，宜兴吴仕家族与紫砂壶、佛教有着深刻的渊源，砂壶创始在佛寺，而后人笃信佛教，甚至皈依佛门，壶缘之中有佛缘。

赵朴初与紫砂壶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精研佛学，德高望重。据说朴老从不饮酒，却爱饮茶，即使在宴会上也是以茶代酒。他曾说：“我道茶人胜酒人，饮中无物比茶清。”因为爱茶，因而也爱紫砂壶。年4月9日，86岁高龄的朴老偕夫人来宜兴，特地到蜀山宜兴紫砂工艺厂参观，饶有兴致地观赏了紫砂壶的制作过程，挥笔留下了“精思巧手，茶道文心”的墨宝赞语，写下了赞美紫砂壶产地宜兴的佳句：“陶都建，北宋已知名，坡老归来曾买宅，陆羽于此著茶经，佳话说宜兴。”朴老还有咏茶绝句：“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味。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这首充满禅机的茶诗后被紫砂壶人镌刻在紫砂壶上成为绝佳的紫砂壶铭。而“一壶得真味”道出了朴老对紫砂壶的挚爱真情。

　　（三）佛教文化与紫砂创作

佛教、佛学、佛教文化影响了紫砂艺术的创作，成为紫砂陶艺创作的重要题材。

紫砂雕塑中的佛像

紫砂雕塑是紫砂陶艺的一个重要门类。佛像本是我国民间雕塑艺术的传统题材。紫砂艺人临摹、学习寺庙、壁画及摩崖石刻中的佛像，以紫砂雕塑的形式进行再创作。据有关资料，明代一代紫砂巨匠时大彬就曾制作紫砂佛像，目前发现至少有3件：一是观音持经像；二是白泥菩萨坐像（二像背后皆有刻款“乙巳年弟子时大彬塑”）；三是署款“弟子时大彬塑”的布袋和尚坐像（上见徐秀棠《中国紫砂》）。另在《阳羡茗壶系神品》中记录了江西来的紫砂名艺人陈仲美塑的观音像，说其“塑大士像，庄严慈悯，神采欲生，璎珞花幢，不可思议”。从这些文字描述中，可以想见所塑观音大士像定然非常精美。

当代紫砂雕塑在徐秀棠大师的努力下，已发展成为可与紫砂壶相颉颃的一大艺术门类。传统的佛像仍是紫砂雕塑的重要创作题材，主要有观音、如来、弥勒、罗汉、韦陀等，形象有坐有立，既有单件人物作品，也有两人或两人以上的作品，有的更是全新的创作，如前面提到的指引陶都人发现“富贵土”的“始陶异僧”创作于年（年放大重塑供奉大水潭边）。以下再介绍徐秀棠几件有代表性的佛像题材雕塑新作：《中日友谊双璧》反映的是公元年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曾6次东渡日本，与来长安学习的日本高僧阿倍仲麻吕（晁衡）同行时，两位高僧迎风冲浪庄严坚毅的生动形象。徐秀棠还创作了丈天、探地、自拔、恬情、养性、尊珠、规矩、调心一组8个僧人，形象夸张，名之曰《坐八怪》。显圣寺一尊高3米的紫砂观音、善卷圆通阁“观音五十三慈相”紫砂浮雕均是徐秀棠领衔的长乐弘陶艺公司制作的。总之，佛教题材是紫砂雕塑创作的重要题材，且有了较大的提高、突破和发展。

紫砂壶中有关佛教法器的造型

紫砂壶的造型千姿百态，所谓“方匪一式，圆不一相”。艺人在设计造型时，会借鉴取材于生活中的实用器物，如钿盒、覆斗、棋奁、笠形等，也会仿制古器如石铫、天鸡、镜瓦、乳鼎等等。由于佛教的深入人心，在紫砂茶壶的造型上也有取材于佛教法器的。

明代紫砂巨匠时大彬的造型中就有取材于佛教法帽的造型——僧帽壶，所谓“刻桑门之帽，则莲叶擎台”（吴梅鼎《阳羡茗壶赋》）。如上世纪90年代出土于江都地区的“圆僧帽壶”，底款时大彬于茶香室制（图见《砂壶选粹》），以及丛桂山馆藏“莲瓣僧帽壶”、“方僧帽壶”（图见《中国紫砂》），有学者考证在时大彬之前的明代四名家之一的李茂林就已制作了“圆僧帽壶”。后经历代艺人不断传承改进，僧帽壶已成紫砂的传统经典造型。

陈鸿寿号曼生，诗书画印俱佳。他笃信佛教、酷爱紫砂壶。其赏壶、玩壶的室中悬一巨幅“南无阿弥陀佛”的墨宝。有人云：“曼公爱佛又爱壶，何不以‘阿曼陀室’为此室名。”后“阿曼陀室”成为曼生壶标识性的署款，实乃是曼公与佛语阿弥陀佛结合之语。而在众多造型的曼生壶中也有取材于寺庙的。如有一款“仿古井栏壶”（现藏南京博物院）是仿溧阳零陵寺中的唐井之井栏而制的（此唐井井栏现存溧阳凤凰公园），曼生还把原井栏上的石刻文字全部镌刻于壶腹：维唐元和元年，岁次辛卯五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沙门澄观为零陵寺造，常住石井栏并石盆，永远供养。大匠储卿、郭通以偈赞曰：

此是南山石，将来作井栏。

流传千万代，各结佛家缘。

尽忘修功德，应无朽坏年。

同沾胜福者，超于弥勒前。

录完以后，曼生又署曰：“曼生摹零陵寺唐井文字为亲沤清玩。”可见他笃信佛教之虔诚。

曼生之后又有一位酷爱紫砂壶的文人邓奎（字符生），他应自号“壶公”的瞿子冶之邀到宜兴制茗壶。有时也“自行撰铭定制”，他就有一款“金涂塔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是仿金涂塔而制的。壶的一面摹钱王造金涂塔佛像；一面则隶书铭曰：“忆昔钱王造塔，金涂八万四千，功德遐敷。吾摹其状以制铭壶，拈花宝相，焜耀浮图。虚中善受，甘露涵濡。晨夕饮之，寿考而愉。”下署楷书款曰“符生铭”，壶底有符生邓奎监篆文方印。（见邓秋枚《砂壶全形拓本》）塔即佛塔，俗称“宝塔”亦称“浮图”；钱王即吴越王钱僇，他天性信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铸八万四千塔。而邓奎即根据塔的造型设计了此壶。另据邓秋枚《砂壶全形拓本》载，邓奎另有白泥金涂塔一柄，足见其对佛家信仰之笃。

紫砂壶铭中的佛教文化

紫砂壶上的题铭反映了传统文化。其内容主要切茶切壶，但因茶禅一味，也有涉及佛教内容，甚至有的壶近乎禅机偈语的。

前面提到如曜定制的卧轮紫砂大壶，其铭文：“清人树、涤心泉、茶三昧、赵州禅”就是一典型的茶禅铭文。现略加诠释：“清人树”，清人之树即茶树。“涤心泉”，是名泉在道头濒海，水清味甘，挹注不匮。“茶三昧”，“三昧”，佛教名词，即止息杂念，心专注于一境，为佛教重要修行之法；“茶三昧”即指饮茶亦可修行。“赵州禅”，赵州禅师（？—），法名从谂，他有著名偈语“吃茶去”，而“赵州禅”即指此。

赵州禅广泛用于紫砂壶铭。前面提到赵朴老的茶诗，后被紫砂艺人镌刻于砂壶的便有：“空持千百偈，不如吃茶去。”启功先生也曾题壶铭：“赵州云，吃茶去，使我心，识其趣。”

再说邓奎金涂塔壶，不但以佛塔为造型，还以铭文记录钱王造塔经过，称颂钱王造塔“功德遐敷”；并说“吾摩其状，以制茗壶”，并进一步说：“拈花宝相，焜耀浮图。虚中善受，甘露涵濡。晨夕饮之，寿考而愉。”意思是说：佛像禅宗始祖达摩具有拈花微笑之宝相，光明照耀佛塔，而金涂塔壶内容甘露一般的香茗，早晚饮品，能延年益寿且身心愉悦。

曼生壶铭中也有不少“茶禅一味”的玄机妙语。如箬笠壶铭：“笠阴■，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无说。”这是一则切壶（“笠阴■”)，切茗（“茶去渴”）而又充满禅机玄语（“是二是一，我佛无说”）的铭文，意思是说：笠帽可以遮阳防暑，而茶水可以去暑解渴，如今我用的是形似斗笠的茶壶，那这功能“是二”还“是一”呢？这中间的玄机，恐怕连佛也说不清了。因为佛、禅皆在我心中，是无法用语言说明的。

壶铭中的佛教文化还有很多，如“山寺静，石钟鸣，一瓢邀桐君”（惠逸公壶铭）；“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曼生铭）；“扫除禅榻净，供养石泉新”（东溪壶铭）；“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吴云山题铭）；“雨足僧分润，茶香客试泉”（潜陶壶铭）；“白云恬志，清泉洗心。酌彼清泉，涤我尘缘”（缶硕者铭）；“一砂一茗皆佛陀，目之所及，心之为道”（秀棠壶铭）。更有艺人将“心经”刻于盈握之壶上，可见佛教文化之与宜兴紫砂可谓渊源久远，因缘深长。

宜兴是千年古陶都，作为宜兴陶瓷的后起之秀———紫砂一直在发展着。到了明代，由于陈曼生的出现以及其后无数文人雅士的参与介入，使其逐渐从日常生活的实用器皿，发展为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完成了紫砂从民间制作向艺术创作的嬗变。而作为紫砂艺术的杰出代表———紫砂壶，历来为人追捧，究其原因除了其具有实用性和观赏性外，还在于紫砂壶蕴含着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佛教人物、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均与紫砂壶存在着深远的渊源。长期以来，许多专家和学者针对紫砂和佛教的关系问题也都进行过探讨，并形成了有质量的成果，如：王宙元先生在其《试探宜兴紫砂壶与佛教渊源》一文中曾就紫砂壶与佛教的渊源进行过探究；孟勤同志在其《宜兴紫砂的佛教文化意蕴》一文中也针对该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吴越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佛教的完善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佛教史上天台宗的创立，禅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的发展，乃至近代“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等佛教思想提出，都与吴越佛教有着密切联系。吴越文化涉及范围较广，对物质影响较为明显。在千年江南古镇———“陶都”宜兴，吴越佛教特别对赋予吴越文化所代表的紫砂壶影响较为显著。

　　紫砂壶在茶道与佛道之间一直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它其实是一座联系茶文化和佛文化的桥梁，也是一条维系茶佛共融的纽带。紫砂壶以其兼容并包的伟大胸怀，不单装纳了意蕴深远的茶文化，更承载着佛家那一颗“普渡众生，教人为善”的佛心。众所周知，佛教最初是与茶结缘的。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在方家眼中，茶道亦即佛道，我却说佛道即壶道。正所谓“茶佛一味靠紫壶，一片佛心在紫壶”。佛教之禅宗极力主张“圆通”，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来说，所谓“圆通”就是指佛教能与其他传统文化相互协调、相互影响最终相互融合。

　　伴随着茶文化的发展，饮茶方式经历了由普通粗质的陶碗向小巧玲珑美观的紫砂壶而转变。佛家有一重要的派系被称为涅盘派，他们因反对偶像崇拜、反对净土信仰而被广大佛教信徒而接受。他们认为，佛身是常，佛性是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当然，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要获得顿悟真的特别难，有些高僧认为手捧紫砂壶细细地品着香茗，找到了用普通陶碗所没有的感觉，心胸开阔得好像拥有了整个大千世界，更好似顿时领悟到通过一张泥凳、一陀紫泥，运用几把朴素的工具捶打捏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点、线、面的世界里，紫砂先民们青灯白壁潜心修行，与那朗诵金文、虔诚信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深刻内涵。也曾因此，紫砂与这些领悟佛门之道的僧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古代还有释如曜师徒与柄卧轮紫砂大壶的故事。《阳羡砂壶图考》之《雅流》篇中，记录一位爱壶方外之人———释如曜。文中写道：“释如曜，字昱光，定海人。万历四十年（年）住持普陀落伽山白华庵。……其徒性珠，字朗彻。弱龄入山，大朴不琢，……昱光、朗彻师徒，蓄金石、书画、文玩、茶具皆富。”释如曜师徒不但爱壶、藏壶，还热衷于定制紫砂壶。《普陀山志》中曾记述到一柄卧轮紫砂大壶。在其“盖内铭‘白华庵’阳文小篆方印，底刻楷书铭四行，铭曰：‘清人树、涤心泉、茶三昧、赵州禅。佛生日、丙申年、释如曜铭、赠天然。’”由此可见此壶是由“白华庵”定制的，由释如曜禅师所撰的铭文，于“万历二十四年，佛生日”亦即年农历四月初八赠送天然禅师的。“释天然，少年入佛门，谒见石头禅师，立名天然。”“唐代宗大历年间，天然由儒归佛，并拜慧能三世法孙石头希迁和马祖道一为师。唐玄宗元和年间（-），天然居洛阳龙门香山，与自在和尚交好，天然极力宣传慧能的‘顿悟说’，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天然禅师也是一位钟爱紫砂壶的高僧，在《庐山天然禅师语录》之第五普说卷中专有茶话卷，其中论述了茶与佛、佛与壶的关系。

　　“天下第一壶”的“供春壶”就诞生在佛门圣地宜兴金沙寺。相传此壶的制作人供春“偷艺”于寺中金沙僧，于是模仿千年一见的树瘿捏了一把壶，将捏好的壶取名为“树瘿壶”。它诞生在佛门圣地宜兴金沙寺，供春偷艺的那个师傅是金沙寺中的和尚，制作成壶的泥料是经金沙僧手由倒水点滴采集所得，而制壶的灵感是寺中的千年银杏。由此可见，宜兴紫砂壶与佛家是有缘的。

　　宗教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是虚拟的、印象的。但是通过受虚拟、印象感性上升为理性的影响而制作的宜兴紫砂壶的价值可见一斑，使得它成为典型的吴越佛教影响下的吴越文化的结晶。手握一把紫砂壶若置身大千世界，我们会深深地感受到，手中的那把壶一方面向人们诉说着宜兴先民们的勤劳与智慧，一方面在向人们诉说着它与佛教的渊源。

壶友：紫砂壶的壶型与佛教的渊源

如果说想深刻揭秘紫砂壶的内涵，除了对它内在的了解外，第一印象的灵感体验不容忽视，要想真正的了解一把壶，它的壶型起着最基本的作用。像我们所熟知的“佛手壶”、“僧帽壶”等等的壶型都取材于佛教的典籍与传说，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享受着生活的乐趣美，品味着紫砂壶的壶型与佛教的渊源。

最后，宗教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是虚拟的、印象的。但是通过受虚拟、印象感性上升为理性的影响，而宜兴紫砂壶价值可见一斑，使得它成为典型的吴越佛教影响下的吴越文化的结晶。手握一把紫砂壶我们会深深地感受到，手中的那把壶一方面向人们诉说着宜兴先民们的勤劳与智慧；一方面在向人们诉说着它与佛教的渊源。